当城市成为“方法”：逻辑与指向
作者：姚尚建
原发刊：《甘肃社会科学》 2021-3
复印期刊：《社会学文摘》 2021-04
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本土化到中国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近40年的理论争鸣围绕着问题意识、研究框架和学术立场而逐步展开。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新宠的城市研究也不例外。城市研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之际，全球化与城市化业已达成共识。从历史到田野，城市不仅是中国观察世界的窗口，是世界阅读中国的平台，更是一般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交互作用的成果。从路径上看，城市化过程兼顾城乡融合，从而实现人口、产业与空间的政策一致性，并吻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城市角色上，根据不同的任务，先后确定了一批国家中心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近年来一些城市如深圳、上海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并被寄予世界水平的政策期待；从城市治理上，坚持人民城市理念，通过有序的人口流动、按照城市梯度逐步开放城市户籍、容忍城中村等政策手段，防止城市内部贫困、外部失衡导致的城市化进程失败。因此，正是通过不同阶段的任务分解与达成，中国城市日益承担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而城市的形成与治理，也逐渐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城市作为何种“方法”：从问题到方案 由于城市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群聚居场所，因此研究城市可以逐步形成普遍性结论。 第一，中国城市问题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在中国的诸多考古发现中，可以发现在人类早期聚居等方面，中国并不具有特殊性。同样，由早期聚居到史前城市，中国社会也与其他地方无显著不同。因此从城市起源的角度，中国城市研究是世界城市研究的组成部分，中国城市发展的成败对于世界城市来说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从历史的视角，中国城市又具有独特性。如果说由夏以来直到战国，中国的城市始终具有鲜明的城邦政治特征，那么秦汉之后，城市的增加与郡县制的设立则改变了城市的地位，秦汉以后的重要城市主要作为中国各级府治分布在各地，并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城市成为维系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纽带。中世纪开始，西方国家的王室与自治市市政当局一直在争夺城市的领导权，随着政治首都权力的加强，较小城市的权力逐渐减弱；国家的威望意味着地方城市自由的丧失。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权力争夺并不会发生，秦汉之后直到晚清，由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中国城市的商业化进程总体缓慢，因此无法产生西方中世纪以后的自由城市和行业工会，也无法出现西方社会的权利共同体，而这成为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分野。晚清开埠以后，中国的城市开始直面市场化、全球化的洗礼，城市数量迅速增长，城市权利逐步兴起，因此可以说，在晚清城市自治之前，中国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所谓城市问题，中国的城市问题是在近百年转变过程中，基于产业调整、人口流动、权利生长而逐步形成的。 第二，作为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城市。中国是一个农业传统深厚的国家，开埠以来的百年工业化、商业化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也促进了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城市国家的转型。无论从转移农村劳动力、产业布局，还是全球贸易，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梯级的城市成为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发展的“秘密”。20世纪80年代中国地方行政实行市领导县体制，中国的城市从空间和人口两个层面迅速扩张，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超大城市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并逐步形成世界性的经济中心。202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进一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社保转移接续”。在这一方案中，确保农业人口城市化是解决城乡不平等、区域不平等的重要的途径，城市因此成为解决诸多不平等的重要手段。 第三，作为增长、发展与治理方案的中国城市。中国城市问题并不特殊，不同国家都面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均需要回应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的共同命题。在类似中国的后发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比较方案，而城市成为一个众多要素汇聚的观测点。城市经济学已经发现，地方化经济、城镇化经济对于城市形成的影响各有差异，强大的地方化经济有望促进特定城市的增长，然而强大的城镇化经济促进多样化城市的增长。地方化和城镇化经济的证据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多元化城市及特定城市的现象吻合。20世纪后期，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工业城市、商业城市到全球城市的多维演变阶段，在这一阶段，一些工商业城市如苏州成功转型为多功能城市，一些轻工业城市如义乌则完成了贸易化转变，一些小型城市如石狮由于特色产业集聚迅速崛起，这些城市都通过不同的路径进入全球产业链中，实现自身角色转换的同时，也实现了地方经济的增长。同时，一些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开始进入全球城市体系之中，并通过不同于国外既有全球城市的发展脉络，为世界经济的多元发展贡献智慧。 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处于工业化向数字化转型的中国城市持续供给治理经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从武汉到国内各个城市，城市治理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城市政府与居民正视疫情的发生，对不同的城市、街道、村居甚至居民区进行差异化疫情防控；中央政府定期公布疫情分布，卫生部门发布公共卫生治理指导性文件，从而形成全国统一又有差异的城市治理。这一变化突破了单一的大一统和地方分权治理的思维定式，把集中统一和分类实施，把服从中央与对居民负责完整地统一起来，既在全国形成了公民动员，也检验了各城市政府平战结合的治理能力，为中国城市的韧性发展提供了总结。同时建立在大数据计算之上的健康码在沿海地区首先使用，继而覆盖全国，通过城市数字手段进行疫情防控等做法，也为相关国家的城市治理提供了经验。 城市如何成为“方法”：在历史和经验之间 在城市研究中，城市经验的集合固然是问题发现的前提，同时城市是一个知识集成系统，当城市的研究从经验主义出发，以理性的态度进行系统总结时，其实就是城市作为“方法”的开始。 第一，“方法”来源于中国城市经验的历史归纳。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深厚的历史积累为中国的大一统与文化的内聚提供了持续性动力，也为中国的城市研究提供了“方法”。确定的历史解释了中国城市的宏观脉络，也适用于特定城市的演变轨迹。如果说二里头文化遗址体现了中国早期历史的规定性，描绘了农耕时代都城史特征，那么近代工业革命为一些现代城市提供了历史机遇。以石家庄市为例，石家庄在明代初年是一座人数不过10多人的村庄，1903年正太铁路动工兴建，大量的劳工和修路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石家庄，石家庄开始兴起，到1937年6月，总人口已达72100多人，1939年命名石门市，1947年更名石家庄市。石家庄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显示了城市特定的历史轨迹，反映了工业革命对中国现代城市的历史规定性。在新疆西部中哈边境，霍尔果斯口岸1881年正式通关，从而成为我国最早向西开放的口岸，2014年，得益于边境开发的力度加大，10万人左右的县级霍尔果斯市设立，这座蒙古语“驼队经过的地方”从关卡成为城市的历史，就是一部贸易促进聚居的历史。从二里头、石家庄到霍尔果斯，工商业对于城市的作用充分说明，中国城市的形成，依次走过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贸易社会，从而走向与世界城市史的合流。如果说古代城市史显示了中国城市的国家属性，那么在中国现代城市的历史演变中，并不存在完全不同的中国模式，中国城市史与世界城市史也并无显著差异。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城市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城市的发展可以作为一种普遍性知识和城市比较研究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以抽象的观念性国家来解释生动的社会变迁。 第二，城市“方法”来源于中国城市化经验的发掘。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十分巨大的国家。这些巨大差异意味着，如果不对中国做连续的、全域性的观察，则很难对整体中国有一个准确认识。地区间差异意味着，人们所研究的有关整体中国的主题，在不同的地域一定会有不同表现。如果说以1978年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中国农业改革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契机，那么中国的经济腾飞主要是通过城市经济发展加以实现的，从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设立到90年代浦东开发，从沿海、沿江到沿边开放，越来越多城市功能区建立起来，并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通过国家统一部署，逐步改革农村，开放城市，释放社会活力，活跃要素市场，实现经济社会有序发展，这些经验的取得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到经济发动机，中国城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使命，正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结合起来；也正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导致中国乡村发展动力不足。因此，从城市的历史变迁与经验分析的双重视角，讨论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及其教训，构成一种可以借鉴与批判的基本“方法”。 第三，城市成为城市知识的体系集成。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城市人口的国家，由于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文化差异，中国的城市事实上并不完全同质，因此中国并不存在一种可以适用于国内不同地区的城市范式。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城市整体性叙事背后，是地方性经验的总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州开始从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演变为工业城市，而苏州代管的县级昆山市建立了国内第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代管的县级张家港市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内河型保税区和县办大学，珠三角一些城市成为小家电之都，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的整体又有差异的改革开放，赋予了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自主性，城市因此是社会生活、历史沉淀与产业结构的多维融合。同时，城市也是各种知识的系统性再集成。众所周知，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村庄因此是一个具有政治功能和道德功能的基本单位，晚清西方世界的进入，中国逐步形成的新的社会单位，现代城市的都市性、工业性逐步形成新的道德功能与政治功能，并与乡村一起，构建中国新的政治结构。同时，在这样一条主线之外，不同的城市却又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质。譬如晚清以来上海的历史变迁，从晚清县衙、租界分治到浦东开放，不同时期的生活、制度与交流都被压缩进上海这座城市之中；同时，不同背景下的制度设计、贸易流通、文化交往、地方信仰又被系统性地重组，继而成为上海新的城市特质。上海成为“方法”，就要看这些知识是如何进入并消融进这座中国超大城市的过程。 第四，城市成为社会性回归的实现途径。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城市史；同时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中国也拥有数千座新兴城市和市镇。如果说北京是一座最具有中国传统意味的城市，上海是一座东西方文化在近代交融而生的城市，那么年轻的深圳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自主形成的现代化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里，中国的城市化既促进了农业人口转移、工业化兴起、治理创新，也避免了城市间恶性竞争、城市中心城区塌陷、城市人口贫困化等诸多社会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论证了一个结论，即城市归根到底不能成为建筑体的结合，而应该成为人类社会性回归的场所。这种社会性回归的实现路径，是城市成为“方法”的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