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概念新理解
作者：郭继强
原发刊：《社会学研究》 2007-3
复印期刊：《社会学文摘卡》 2007-04
一、引言 “内卷化”这个概念，尽管因被格尔茨和黄宗智等学者用于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考察而在学术界名声大噪，并有从农业领域向其他领域扩张之势，诸如伸展到制度内卷化、国家内卷化、文化内卷化等，但是，它本身却存在着两个相互关联且悬而未决的重要争议：一是内卷化概念的内涵及其界定问题；二是内卷化这个概念本身在学理上是否有必要存在的问题 “内卷化”一词的英文为involution，它源于拉丁语involutum，原意是“转或卷起来”。康德区分了“内卷化”与“演化”。戈登威泽曾用内卷化来描绘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格尔茨则在《农业内卷化》一书中借用“内卷化”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然而，现有对格尔茨关于内卷化概念的解读，却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1）黄宗智将内卷化理解为“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克利福德·吉尔茨给爪哇水稻农作中这种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冠以一个特别的名称：‘农业内卷化’”刘世定和邱泽奇则认为：在戈登威泽和格尔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内卷化”的基本含义是指系统在外部扩张条件受到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黄宗智以边际收益递减来界定格尔茨的概念，是一种误解，同时在把劳动的边际收益引入内卷化概念后，改变了分析的基本方向 在笔者看来，减少乃至消除概念的歧义性，是我们更好地接受并运用它解释和分析现实的前提条件。至于内卷化这个概念本身在学理上是否有必要存在，是否意味着对社会现象的抽象能力与解释能力的开拓和发展，则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分析才能予以回答。 本文拟对内卷化概念的上述两大问题提出具有原创性的一种可能的新理解，以求教于方家。笔者首先在挖掘格尔茨“农业内卷化”概念之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不同于黄宗智、刘世定和邱泽奇等学者的新解读，从理论上梳理内卷化的基本涵义，并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分别解析出相应的内卷化区间。其次，从本文提出的内卷化新理解的视角出发，整合黄宗智关于内卷化问题的论述，力求消解对内卷化概念理解的歧义性，强化其统一性。再次，将内卷化与刘易斯模型相联系，在凸显内卷化之普遍性的同时，寻求“去内卷化”的基本途径。 二、对内卷化概念的重新解读及其模型考察 本文的分析也从格尔茨关于内卷化概念论述的原文开始。 对于“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因缺少资本、缺乏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加之行政性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之中”的这一过程，格尔茨将其概括为“农业内卷化”。 本文认为，格尔茨用“农业内卷化”这个概念所描述的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农业部门这样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印尼爪哇地区农业部门在外部扩张（包括农业的外延性扩展）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只能向内使耕作趋向精细化和复杂化，以此在农业内部自我消化增长的劳动力，同时又不至于造成人均收入下降。概而言之，农业内卷化是对劳动力填充型农业模式的一种描述，是农业内部在吸纳更多劳动力投入的同时却又不至于降低人均收入水平的“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 我们可以将这个自我战胜的过程分解为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是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和其他投入要素量的情况下，劳动力可能存在的内卷化区间。 由于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在生计的压力下，只能在单位工地面积上增加劳动力投入，进行劳动力集约化耕作。假如我们从较长时期来看，家庭虽然不能解雇剩余劳动力，但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反过来却又会通过营养和生育率等因素影响家庭人口的变动，而W[，r]则可以看作是再生产劳动力的最基本费用。 简而言之，一种可能的机制是农户家庭的生活水平调节着生育率及其劳动力数量，使得家庭劳动力数量长期趋向于L[，1]。较之于大农场雇佣L[，1][M]数量的劳动力，家庭农场使用的劳动力数量更多，即L[，1]＞L[，1][M]。所增加的数量（L[，1]-L[，1][M]），我们可以称为内卷化区间ⅰ，在图1中表现为AB区间 在笔者看来，模型化无疑有助于我们明晰和深化对内卷化概念的认识；但是，就赵冈的分析而言：（1）黄宗智在分析中可能已经隐含了这一点。因为平均维生费相当于本文的W[，r]，从而，赵冈所说的这一点就是本文图1中的“A点”，在该点上满足VMP=W[，r]，它是雇佣劳动力的大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点。黄宗智要比较“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力的家庭农场面对人口压力时所作出不同的反应”，势必会以这一点为参照系；而且，A点的获得早已成为经济学最基础的共同知识，不一定需要在专著中费太多的笔墨。（2）赵冈（1997）所提出的内卷化区间仍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原因在于赵冈仅仅指出了边际产量为零（即边际报酬为零）时的一个控制点或临界点L[，1][M0]，而忽视了另一个控制点L[，1][A]。实际上，L[，1]=min｛L[，1][M0]，L[，1][A]｝需要整合这两个控制点，以成为家庭农场对劳动力投入数量的理性选择。 第二个层面则是在生产技术条件或其他投入要素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劳动力可能存在的内卷化区间。 因此，在技术进步或者其他要素投入量增加的情况下，家庭农场使用劳动力的增加数量为（L[，2]-L[，1]），我们姑且称之为内卷化区间ⅱ，在图2中表现为B[，1]B[，2]区间（见图2）。显然，从家庭农场吸纳更多劳动力的分析视角看，内卷化区间ⅱ体现了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而从人均收入水平始终徘徊在生存工资附近的角度考察，内卷化区间ⅱ则又显示了家庭农场的自我锁定过程。 刘世定和邱泽奇敏锐地抓住了格尔茨与黄宗智在考察内卷化时对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论述的差异性，并在引证和分析格尔茨的原文后提出，黄宗智对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的理解是“有误的”：（1）“农业内卷化”是指在资本、土地资源被限定的条件下，劳动力持续地被吸收到农业中获取收益并使农业内部变得更精细、更复杂的过程。（2）格尔茨从爪哇的水稻种植业中劳动力的持续投入引出“农业内卷化”概念时，重点强调的是在资本和土地被锁定的条件下，劳动力持续投入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过程，而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趋势。（3）格尔茨的确说到了“边际生产率”，但他注意到的恰恰是其“稳定地维持”，是“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人均收入明显下降”，而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趋势 尽管刘和邱察觉到了格尔茨与黄宗智在内卷化概念论述上的差异性，但他们对格尔茨内卷化概念的解读也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旨在刻画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精细化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或手段。 第二，就格尔茨本身而言，他将“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与“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明显的人均收入的下降”相等同，这也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原因在于，“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与“保持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两个难以兼得的目标。 第三，内卷化过程是在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边际生产率递减）阶段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人均收入水平也在提升，家庭农场（农户）的理性决策当然不会在此阶段停止劳动力的投入。 有必要澄清的是，我们说内卷化过程是在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阶段进行的，并非意味着整个边际报酬递减阶段都是内卷化区间。笔者也认为，黄宗智的内卷化定义的确有些似是而非，尚未充分揭示内卷化的特质规定性，由此还造成内卷化区间的含糊性。在本文看来，两个不同层面上的内卷化区间分别是在边际报酬递减阶段上的内卷化区间ⅰ和内卷化区间ⅱ。 三、内卷化概念的特殊性与一般性 尽管黄宗智对内卷化概念的定义存在问题，但他原本要用内卷化概念论述的问题却值得我们重视。如果我们以本文对内卷化概念的新理解来诠释黄宗智的有关论述，或许可以在减少内卷化概念的歧义性的同时较好地整合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增长”等问题。 内卷化的现象，实际上可以用一般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但需要同时用关于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的抉择理论来分析，而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利润的模式来分析。笔者之所以大段引用黄宗智的原文，是想给读者忠实于原述而阐释的认识前提。不难看出，黄宗智是要用内卷化概念来阐释家庭农场（小农经济）为什么会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假如我们撇开黄宗智对内卷化的定义而改用本文给出的内卷化界定来理解，那么，黄宗智关注的焦点实际上就是本文提出的内卷化区间ⅰ。不言而喻，既然是家庭农场与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相比，那么，大农场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比较的参照系。 本文之所以要整合黄宗智对内卷化概念的论述，除了梳理内卷化概念的涵义外，更在于黄宗智对现实问题的洞见。正如黄先生自己强调的那样，他的研究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是对内卷化边界的拓展。 黄宗智第二个值得关注之点是，提出了分析的中心概念——“内卷化增长”或“内卷的经济”。这是一个“在保持人均收入水平不变（在生存工资水平上）的情况下通过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增长。如果笔者的这种理解能够成立，那么，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型增长”实际上就是一个在格尔茨意义上的“自我战胜过程”，表现为本文所解析出的内卷化区间ⅱ 结合现实来看问题，黄宗智的“内卷型增长”揭示了在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小农经济得以存在的一种机理。“内卷的经济，意味着对现代节约劳动的农业资本化的抵制和随之而来的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维持，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低收入。这就是我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观点的核心所在”。倘若黄宗智的有关论述能够在本文所提出的理解内卷化概念的新视角下加以解读，并进一步解析出内卷化区间ⅰ和内卷化区间ⅱ，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晰明了地“把内卷化看作是小农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一种可能机理”。 本文理解的内卷化概念固然是建立在格尔茨对印尼爪哇地区农业、黄宗智对中国长江三角洲农业和农村的考察之基础上的，但笔者相信，它很可能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可以用于对其他国家的小农经济问题的分析，并成为刘易斯模型中传统农业部门行为方式的一种基础。 无论由什么机制决定，结果都是在最低收入水平时，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Lewis,1954）。然而，就本文而言，分析的主旨决定了本文关注的重点恰恰是被刘易斯认为“并不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说刘易斯模型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从城市工业部门的视角触及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工资水平），那么，内卷化则聚焦于农业内部，以厘清劳动力的人均收入水平为何总是处于仅能维持基本生计的水平上。总之，内卷化至少可以作为“小农经济为何将农民的人均收入视作生存工资水平”的一种可能的运行机制，或者说作为一种可能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为刘易斯模型提供支撑。 本文将内卷化与刘易斯模型相联系，蕴含着可供进一步深入分析和研究之处：（1）有助于表明内卷化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般性。（2）即便农业内卷化，只要工业在发展并且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增加，社会经济总体上还是处于发展的过程，既有增长也有发展。（3）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去内卷化”开拓理论和实践的思路。从内卷化和刘易斯模型中我们可以逻辑地推断，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去内卷化”的重要途径。 四、分析结论 本文针对“内卷化”概念提出不同于目前学术界流行诠释的新理解：内卷化是对经济主体特别是家庭农场（农户）自我战胜和自我锁定机理的一种概括。内卷化的区间可以从两个不同层面进行考察：（1）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和其他投入要素量的情况下，我们解析出了内卷化区间ⅰ。黄宗智在比较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动力的家庭农场（农户）面对人口压力时所做出的不同反应时，就是着重从这个层面所进行的分析。（2）在生产技术条件或其他投入要素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解析出了内卷化区间ⅱ。在这一层面上，可以体现格尔茨意义上的内卷化原意，即把“农业内卷化”解读为是对劳动力填充型农业模式的一种描述，是农业内部在吸纳更多劳动力投入的同时却又不至于降低人均收入水平的“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自我战胜”是战胜了增长的人口对维持生计所带来的压力；“自我锁定”则是家庭农场对劳动力投入的决策锁定于L[，1]而不是由VAP=W[，r]来确定。 本文对格尔茨和黄宗智有关内卷化论述的整合，更彰显了这样的判断：内卷化是小农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一种可能机制。而黄宗智则对这一判断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该判断可以深化我们对世界许多地区过去或现在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的认识，从而把内卷化看作是一种具有相当程度普适性的现象；另一方面，内卷化还可以作为“小农经济为何将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视作生存工资（更准确地说是保留工资）”的一种运行机制，成为刘易斯模型中所论及的传统农业部门行为方式的一种阐释基础。由此观之，内卷化概念具有工具性分析价值。 如果说内卷化侧重于对某种经济过程尤其是某种农业经济过程的描述，那么，刘易斯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偏重于对结果性现象的表述。将农业内卷化与刘易斯模型相关联，有助于我们把内卷化和“去内卷化”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考察。 内卷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细小和分散的小农经济易陷入精细化耕作的路径依赖并被锁定。摆脱农业内卷化亦即“去内卷化”的基本思路，就是要改变形成内卷化的社会经济条件，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此外，进一步探究人口增长的规律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也是去内卷化的应有之义。 摘自《社会学研究》（京），2007.3.194～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