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及其原因
作者：周顺
原发刊：《国际展望》 2021-2
复印期刊：《社会学文摘》 2021-03
“Z世代”（Generation Z）指美国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口，其约占全美总人口的26%，其中年龄最大的一批正走出校园、迈向社会。“Z世代”大学生是美国未来政治的主力军。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来自这一群体的选民占合格选民人数的10%，投票率超过53%，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总统选举投票率最高、政治参与最活跃的青年人群。文章将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通过考察当代美国大学校园政治生态的变化，对“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的特征、原因及影响进行探讨与展望。 美国“Z世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包含三层含义。首先，“同一与等同”，即政治共同体的同一性，具体表现为大学生对“美国信念”的认同。这一认同的基础不是血缘、文化，而是一整套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包括自由、公正和机会平等。其次，“确认与归属”，即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个政治群体，具体体现为大学生对某一政治立场或政治主张的支持与拥护。再次，“赞同与同意”，即对自己所属政治群体的期待、选择或批判（批判性的认同），具体表现为通过谈判或斗争等达到强化政治群体自我归属感的目的。 “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受到美国国家极化的直接影响。从静态的中观层面来看，美国国家极化主要表现为两党斗争的尖锐化、精英立场的极端化、媒体参与下的意识形态对抗的白热化以及选民对立情感的持续化，其中右翼多以观念强度的变化（行为更加激烈）来应对左翼观念幅度的变化（文化产业全面左转）。从两极化的动态视角来看，美国国家极化正在重塑新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平衡，现有的联邦主义资源及宪法等自我纠错机制受到严重侵蚀，不但无法起到制衡作用，反而成为加剧两极化的制度引擎。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全面“入侵”，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与美国国家极化高度同步化，呈现两极化且整体向左的态势。“Z世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两极化是这一代人独有的特征。 “Z世代”大学生是美国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也是脆弱、焦虑、易受虚假敌意挑动的一代。宏观上，其政治认同两极化受美国国家极化的直接影响，包括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多元文化导致身份政治危机加剧、公民价值观念变迁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凸显等。微观上，“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的出现应归因于四个方面。 其一，信念激情期的周期性再现。美国历史上曾出现四个信念激情期，从20世纪60年代的第四个激情期开始，青年大学生成为社会运动的新生力量。第五个信念激情期在2020年前后开始并持续20年左右。这种社会冲突的裂痕将跨越原有的阶级和种族界限，间歇性地以草根派与建制派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针对建制派的全面反抗运动中，大学生得以确认自我，为现行体制注入新伦理。 “Z世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两极化也显示出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特性。过去大学生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繁荣、富裕的社会，如今面对的却是一个经济疲软、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换言之，如果将此前称作一场关乎未来期望的革命，如今则是一场争取立足点的斗争。因此，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多限于激进左派与激进极左派内部的缠斗，而当今大学生群体已经分化为观点完全对立的激进右派与激进左派。他们无须团结起来对抗建制派，因为其冲突本身就是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相互对抗的重要部分。他们没有共同的敌人，因为他们已经身处斗争的两极，对方是这场斗争的唯一对象。 其二，大学成为加速政治认同极化的孵化器。作为青年人政治认同形成最重要的场域之一，大学应当在弥合政治认同分裂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美国大学校园如今却成为政治认同极化的孵化器，正在以独断、偏狭的方式塑造并输出具有鲜明政治偏好的公民。 第一，学校作为一种场域会扩大阶级差距。20世纪70年代，穷学生中只有14%进入社区大学，进入21世纪后，却有32%的穷学生被送入了社区大学。比起特权阶层的各类入学优待计划，平权运动的少数族裔入学优待只是装点门面而已。即便进入了好大学，学生的日常生活依然局限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圈子，很少能够有效接触“非我族类”。如此大学只会强化学生的阶级属性，极化学生的政治认同立场。第二，大学的同质化功能。同质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学与政治气候的同一化，二是大学内部的同质化。它反映了“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极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阵营内部的意识形态及政策立场上的高度同一性。第三，大学的企业化以及将大学生奉为“消费者”的做法强化了“Z世代”大学生的“特权堡垒”意识，加大了他们与“非我族类”的认同差异。在这样的大学中成长起来的学生更容易唯我独尊，接纳与包容不同政见变得愈加困难。第四，反智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反理性主义与无知的流行文化互相促进下，美国特有的反智主义倾向加剧。2020年6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戈登·克莱因因拒绝在考试中给参加“黑命贵”运动而耽误学业的黑人学生推迟考试、延长作业期限、降低考试要求等额外优待而遭到投诉，被学校停职。这让现代教育者不禁反思，大学到底用什么衡量学生？大学入学政策是奖励某种优秀、德性还是补偿某种不足？降低智识要求的大学无法塑造思想健全的大学生，而政治认同只有在国民良好的品性和理智中才能培育与生成。 其三，安全空间与微侵犯概念构建下的两极对抗。第一，安全空间。“Z世代”大学生执着于营造自己的安全空间，其中首要的是情绪安全与舒适。对他们而言，“安全不仅是远离交通事故和性骚扰，而且要避开道不同者，越远越好。”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相信，危险和歧视无处不在。少数族裔构建安全空间的过程也是种族主义不断内化的过程。所谓的安全空间阻断了不同族群间的沟通与交融，“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调适过程因此而扭曲甚至阻断。第二，微侵犯。其原意是指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简单随意的语言、动作或氛围，有意或无意间对有色人种表达出的某种敌意、蔑视及欺凌。“当我认为动用暴力就可以防止自己的安全空间免受侵害，那么身体暴力就是正当的。”“Z世代”大学生通过抵制课程、讲座、教授及学术文章的方式与他者/压迫者对抗。 其四，短视频+社交媒体推进政治认同两极化。作为美国大学中的边缘人群，校园中的右翼力量通过互联网逐步扩大了规模和影响。以右翼组织“普拉格大学为例，这所没有实体校园、不设任何学术机构、没有具体课程、也不授予证书或文凭的虚拟大学，自2009年创办以来，凭借每集五分钟的短视频课程获得了每年超过10亿次的点击量，其影响人群的规模超过百万人。“普拉格大学”的受众主要为试图规避实体大学的左倾思潮或家庭思想灌输的“Z世代”大学生。在创办者眼中，在线建立“右翼大学”将给那些“被迫”受左翼观点影响的大学生提供更多“有益”选择；而在“Z世代”大学生眼中，加入“右翼大学”学习保守主义思想已成为反抗校园文化、彰显“独立个性”的重要表达方式。 除了短视频之外，社交媒体形成与传播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也成为意识形态的回音壁，它强化了同一阵营的认同，阻断了不同阵营之间的沟通。“Z世代”社交媒体参与者“不是在那里倾听，也不是在那里学习，而只是在那里发泄情绪。” 在挑起话题和组织抗议方面，“Z世代”大学生不再是“软弱的观众”，而是“强势的公众”，社交媒体创造了新的公共空间社交媒体时代的对抗无需领袖人物，因为人人皆是领导者。共同敌人的身份政治与微侵犯的普遍认知通过社交媒体发酵，塑造出一种“揭发文化”。站在台前的是一群精于美德表演的大学生，而在背后他们却竭尽全力地羞辱、抨击“我们的敌人”，号召大家进行街头抗议或直接进行暴力行动。 社交媒体的运用可能使“Z世代”大学生对华更具敌意。通过社交媒体，美国政界与利益集团在反华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和主流规范对“Z世代”大学生对中国的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Z世代”大学生沉浸在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的虚拟环境中，比其父辈具有更强的政治敏感度与政治攻击性。他们见证了父母因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而陷入财务困境，在更加务实、更早制定自己的财务规划的同时，也更加有意识地将这一困境和危机与“作为头号敌人的中国”联系在一起。 受害者心理使美国舆论在中国“人权”相关问题上持更负面态度。受害者心理是“Z世代”大学生普遍的社会心理特征。其将直接影响“Z世代”大学生对中国相关内政问题的立场。从2019年至今，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涉华法案与报告，美国舆论将中国的反暴力恐怖主义活动、反分裂活动与“人权受害者”相挂钩。从美国政府的角度出发，涉华人权外交更多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与霸权秩序的需要。从美国社会的主流心态出发，涉华人权外交则是传播美国信念，行使所谓“天赋使命”、拯救所谓“受害者”的政策利器。 “Z世代”大学生的安全空间防线可能会对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产生较大干扰。“Z世代”大学生安全空间建构的过程亦是思想进一步同质化的过程，因为一个认同多元、分立，追求独立个性，支持同性恋、跨性别人群的空间被认为是合理且安全的；而一个认同单一、整合，追求社会和谐，注重传统家庭社会功能的空间则被视为错误且危险的。当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出现危机时，人们往往更寄希望于以文化外交作为两国关系的润滑剂，打破对立局面。当前，中国的对美文化交流与传播面临某些障碍，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一方面，官方文化交流受阻。美国政府以中国提升“锐实力”为由，强行阻断正常的人文交流。在媒体的放大下，青年一代不再将孔子学院等学术活动看作某种文化上的正常交往，而视之为政治上的干扰和操控。另一方面，民间文化交流亟待聚焦“Z世代”大学生这一目标群体。中国对外文化传播要突破“Z世代”大学生安全空间的防线需要更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准确把握美国“Z世代”大学生的受害者心理与安全空间防线，关注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代际特征，或将有助于发挥中国文化软实力资源优势，促进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现象引起美国政府与专家、学者的警惕，重建大学校园政治生态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当然，以重建大学政治生态的方式缓解“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状况依然存在现实困难。一是政府更替导致政策变化过快。“1776年委员会”行政令的争议性与短期影响远不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医改计划，但在执行过程中会受到部分学校的极力抵制，目前还不确定拜登政府是否会取消该命令。二是大学的自我定位不清晰。大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益智厚生”，还是“引导与促进社会变革”，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将后者作为办学目标，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塑造方向难以在短期扭转。三是“议题”而非“问题”持续侵蚀校园。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议题替代问题”的学术交往方式让大学生变得更加愤世嫉俗与玩世不恭。他们迫切希望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却对“问题”本身以及“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失去耐心。四是社交媒体部分抵消了大学重建校园政治生态的努力。进入21世纪后社交媒体的普遍应用又使得“Z世代”大学生的政治感知在虚拟的政治空间中被无限放大与强化。在不断“左转”的校园文化与社交媒体“回音壁”的叠加效应下，学生失去了以“自由讨论”为基础的政治认同能力，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立场非此即彼的公开选择或隐藏。大学是社会的缩影，也是未来社会的风向标。美国“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的发展态势与美国校园政治生态的变化将成为评估美国政治未来走向的重要参考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