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
作者：边燕杰
原发刊：《社会学研究》 2017-5
复印期刊：《社会学文摘》 2018-01
作为一门经验研究学科，社会学关于社会事实所形成的知识，其原初形式都是本土知识，也就是说，知识的内容是关于特定地域、特定时间、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在特定社会结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人类实践活动。关怀本土知识是社会学者的本职工作。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本土关怀，社会学知识就失掉了经验事实的文化含义和生活形态，就失掉了韦伯所关注的社会行为的“意义”。 虽然关怀本土知识是社会学者的本职工作，但停留在本土知识的层次，从中国社会学整体角度看，并没有尽职尽责。这是因为，社会学不但是一门经验研究学科，还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所以社会学者也有责任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文化、不同结构条件下的本土知识进行概念化，形成跨越时空、文化和结构等边界的抽象的、一般的理论知识。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源自我国社会实践的本土知识，如果期待用它开展国际交流，用我国的本土知识对国际社会学做出学术贡献，从而影响世界，让它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那么，就需要从事跨国界的概念化工作，也就是“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 社会学本土知识的特征 这里说的本土知识，就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提出的“local knowledge”的概念。关于本土知识的特征，有三点学研体会。 第一，需要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本土知识。简单地说，就是相对容易测量、可以实证的本土知识和相对较难测量、未知能否实证的本土知识。前者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社会学的科学性，后者是他说的社会学的人文性。第二，本土知识是关于“理解他人的理解”的特定文化的知识。费老说的人文性的社会学研究，其实就是韦伯说的理解人类行为的主观意义的社会学。“理解他人的理解”是格尔兹的阐释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是被研究地、被研究群体、被研究者对于经验事实的文化理解。在格尔兹看来，社会事实一方面是“生性的事实”，即事物原初的属性；另一方面又是“人为的事实”，即人们赋予事物的文化象征意义。从这个角度看，研究费老倡导的社会学的人文性，就是发掘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文化象征意义，文化象征意义也就成为了任何本土知识的核心内容。第三，文化象征意义的关键载体是费老说的“意会”行为，这是本土知识中最具挑战的方面。意会，就是不明说而内心领会，但有态度和行为表现。费老的意思不是停留在描述意会状态本身，而是要把意会状态的人际交流和社会关系的规则上升到社会学理论的层次。 本土知识国际概念化的跨文化视角 概念是关于研究对象、研究事物的本质特征的表述。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相同的概念术语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具有相等、相似、相别等三种行为含义和行为表现，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三种状态也是常见的。确定概念术语的文化特殊性的行为含义和行为表现，是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研究的复杂性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本土知识，就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文化特殊性本质及其行为含义、行为表现的知识。 概念的文化特殊性本质上是一种理论抽象，即从个体向群体的抽象，这个过程也称为个体特殊性向群体一般性的概念化。这种概念化可以发生在一个群体内部、一个文化体内部。当概念化过程发生在群体之间时，理论抽象的层次上升为跨群体的一般性本质；当这一过程发生在不同文化体之间时，理论抽象的层次又进一步上升为跨文化的一般性本质。由于文化之间存在语言差异和认知差异，跨文化的概念化增加了复杂性。在全球化的今天，需要特别关心文化之间的认知差异对跨文化的理论抽象和概念化过程的影响。 所谓认知差异就是关于研究对象、研究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和知识的差异，发生在个体之间、群体之间、跨文化的群体之间。跨文化的认知差异有些来源于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人文要素方面的差异，大量的认知差异则基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不同文化的认知差异是可测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即科学知识的编码化。编码化就是按照一般的理论准则将相关知识进行系统的组织，就像图书编目一样方便积累、搜索、传播，而编码化的知识是带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知识。贝尔认为，20世纪人类文明最大的进步就是科学知识的编码化，大量的理论知识由此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促进科技发展、经济改善、社会进步。按照知识编码化的逻辑，那些拥有编码化理论知识创造能力的民族、社会和文化体，就可能获得相对强势的国际地位。 在本土知识国际概念化的问题上，知识编码化的观点给了人们一个可资参考的思路，也即：一个民族、社会、文化体的本土知识可以是地方编码的，也可以是国内编码的，还可以是国际编码的。地方编码的本土知识强调了较小地域的文化特殊性，具有地方意义；国内编码的本土知识强调了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文化一般性、综合性，具有全国意义；而国际编码的本土知识超出了国界，强调了本土知识的跨文化的一般性和综合性本质，具有国际意义。 上述判断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不存在非议，因为科学没有文化和结构边界，是没有国界的。人文社会科学呢？估计许多人对此疑窦重重。问题是可以探讨的，争鸣是可以期待的，但是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国际编码化是大势所趋。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实证社会科学的公共数据库，特别是跨国、跨地区的公共数据库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和学术研究的平台。这预示着，对于一个研究者、一个文化体、一个国家而言，如果想在国际范围内产生影响，其理论概念和数据指标应该是国际编码的。 以关系社会资本为分析范例：概念建构与议题示范 社会资本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含义是指行动者之间的交往联系及其蕴藏的各种情感性和工具性资源。西方的社会资本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此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有着丰富的关系主义文化，也就是通过人际关系来交换资源的现象，俗称“人情交换”。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中的“关系”不予翻译，而是直接使用汉语拼音guanxi，以表明它是中国文化的“本土知识”。这给跨文化研究带来了挑战：西方学者说的社会资本和中国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关系资本”，是一回事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呢？如果是一回事，那么如何才能既保护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本土知识，又建立起跨文化的同一性概念呢？ 开展这项研究工作，首先应该对“关系”的本土知识有一个学术性的把握。这里将“关系”定义为行动者之间特殊主义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具有人情交换功能的社会纽带。关系需要投入相当的时间与资源来建立、维系、发展或重建。关系最为重要的属性之一就是人情交换。而且中国人所说的“人情”在内容上也远比传递有用信息更加丰富，更具实质性。简单地说，在关系文化中，人们有义务向关系人或关系户提供人情帮助，相互期待未来获得人情回报。 在确定了“关系”的文化含义之后，再来把握它的跨文化的知识内涵。这里采用的方法是中西特征比较。在西方，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有三大要素，即关系纽带的弱连带性、承载功能的单一性以及偶发义务性。而构成中国的关系资本也有相应的三个要素，即强关系纽带的特殊性、承载功能的复用性和频发义务性。这就是说，在中西之间，社会资本的含义是同位的，但是构成要素的特征差异很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关系社会资本是西方概念的社会资本的“同位素替换”。关系社会资本概念中的“关系”表明知识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则表明概念的一般性。 表1展示了关系社会资本的四种理想型及其可能的社会网络实体形态。左上角即理想型Ⅰ，体现了强特殊主义、强复用和强互惠义务的组合，其相应的例子就是中国关系网络以及西方所谓的“发小”网络。这表明中国的关系网络并不独属于中国，西方也有类似于中国的关系网络，并且已被证明。右上角是理想型Ⅱ，特殊主义水平较低，但是复用较多，同时具有中等程度的互惠义务，其相应的例子是商会会员网络以及各种精英人士组成的网络。右下角是理想型Ⅲ，在上述三个维度上取值都很低，人们熟悉的西方社会的弱关系网络和结构洞网络都属于这一理想型。最后，左下角的理想型Ⅳ特殊主义程度和互惠义务相对较强，但是复用程度低，亲属网络和种族/民族网络都属于这一理想型。 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学科任务。我国社会的本土知识只有走向世界，与世界有效沟通和衔接，才能成为国际社会学的共同知识财富，从而影响世界并为之作出贡献。 
这里以关系社会资本为分析范例，对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作了初步的探讨。采取了三项研究策略，即接受国际概念、丰富其理论内涵、增加其变量的文化差异性。采取这些策略的前提是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广泛接受、颇具共识的国际流行概念了。在某些领域或某个议题上，全新的本土化概念也可以逐步成为国际概念，只要该概念能揭示跨文化、跨边界的一般性本质特征。有三个著名的例子可以借鉴：一是费老的“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基于对中国的观察，但其阐释的“个体中心网络的交叉”已被社会科学界广为接受；二是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它源于匈牙利计划经济的分析，现已成为关于计划经济本质特征的理论共识；三是罗纳德·伯特的“结构洞”，它产生于对美国企业竞争社会机制的研究，但由于它揭示了社会网络结构的一个根本特征，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所以，在“接受—丰富—增加”这样一种研究策略之外，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显然还存在另一种“创新—操作—应用”的策略，当然也还有其他的策略有待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