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主要趋势
作者：俞可平
原发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
复印期刊：《政治学文摘》 2019-01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恢复。在近四十年的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政治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双重变奏中曲折发展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一发展轨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个重要的演进趋势。 1.从理论译介到本土研究 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政治学在我国的产生与发展，肇始于译介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就是从译介国外政治学理论开始的。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自1980年起陆续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主要介绍国外的政治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苏联东欧地区和西方发达国家中一些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和理论，纷纷被译介到国内。一些出版社推出大型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翻译丛书，有计划、成规模地翻译介绍国外的政治学著作。此外，许多社会科学的期刊也开设专栏，介绍国外政治学的最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曾在原先《政治学参考资料》的基础上，正式编辑出版《国外政治学》的专门期刊。 与苏联东欧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制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发展走上了一条极不相同的道路，即使是那些已经风靡于世的国外政治学理论，往往也很难解释和预测中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许多中国政治学者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照搬国外的政治理论，不仅无助于解释中国特色的政治现实，而且还会阻碍中国政治学的进步与发展。于是，一些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提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诉求，到了21世纪初，“本土化”便成为中国政治学界最强有力的声音之一。在最近这些年中，这种用以抗衡西方政治理论的“中国特色政治学”或“中国气派政治学”，无疑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主旋律。 2.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科学 改革开放后，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在我国恢复，但政治学界有一些人事实上仍把政治学直接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依旧用阶级分析替代所有其他的政治分析，认为政治学就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便体现为：政治学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相对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 在过去近四十年中，中国政治学沿着以下两条具体路径逐渐从以解释和论证现实政治为主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以分析和研究政治规律为主的政治科学。其一，知识化，即发挥政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体系的作用。其二，专业化，即把政治学当作是一个专门的知识体系。改革开放后最初从事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的，多半是原来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大都没有受过专门的政治学研究训练。这种特定的情况，使得政治学虽然在1979年后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恢复，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的独立性和专业程度相当低，以至于难以将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明确地区分开来。即使按照最低的学科标准来衡量，也难说已经有一门独立的政治科学。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一整套相对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范畴、术语和方法成为中国政治学者特有的知识工具，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学科规范也逐渐得以形成。到了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突出表现，就是学科的科学化水平显著提高。例如，政治学的二级学科设置更加合理，政治学系的课程体系更加完善，一批新的政治学交叉学科发展起来，数据量化分析和问卷调查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研究之中，公共政策的仿真实验技术也开始受到中国政治学者的青睐。 3.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 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类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经验研究变得日益重要，与规范研究相比，经验研究的比重不断增大。一项对1995年至2003年间公开发表的政治学文献研究表明，规范研究的比例远高于经验研究。该项研究所涉及的196篇政治学论文中，规范研究高达66.9%，接近三分之二；经验研究为23.2%，仅占三分之一。而且在经验研究的文章中，运用规范的文献研究方式的占80.4%；运用统计调查方式的占11.3%；运用实地调查方式的，仅占8.2%。这表明，“规范研究远远多于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然而在相隔十多年后，情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项对2011-2015年间公开发表的369篇政治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显示，偏重规范研究的“政治哲学”论文仅占26.5%，不到三分之一；而偏重经验研究的“政治科学”论文则高达73.7%，超过三分之二。对政治科学论文的偏爱，“可能表明了学生对经验、事实的关注，尤其是随着定量研究的崛起，政治科学论文将会更加受到青睐。实证研究将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利器’与主要方向”。 4.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 过去近四十年中，伴随着规范研究转向经验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重视定量分析。在年轻一代政治学者中，定性分析的传统压倒性优势，正在逐渐消失。随着中国政治学界对经验研究的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方法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在整个学科中量化研究的比重在总体上不断增加，尤其在青年政治学者中，重视量化研究的比例越来越高。 在对政治行为和政治事件的研究中，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实验和证伪，通过数据分析寻找“因果规律”，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精确的判断和预测，可以明显提高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和准确性。因此，定量分析技术的应用，对于提升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的每一点滴进步，都值得高度肯定。 5.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 学科交叉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普遍特征，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学恢复之际，正值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兴未艾之时。中国的政治学者在译介国外政治学理论时，除了本学科的重要著作和代表性观点之外，也注意介绍和倡导一些新兴的政治学交叉学科。他们有意识地介绍“政治哲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计量政治学、生物政治学等边缘学科或分支学科”。在政治学恢复30年后，政治学的重要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几乎都被引入国内，其中许多重要的政治学交叉学科已经有专门的学者开始进行研究。2011年，一项关于中国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的专题研究表明，中国政治学已经拥有二十多个新兴的交叉学科。 客观地说，在多学科研究方面，中国政治学的主要成就并不在发展新兴的交叉学科上，而主要体现在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深化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上。中国政治学恢复之初，研究方法极度贫乏，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常用分析方法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方法可用。为了更加全面和更加科学地分析政治现象，必须引入新的政治分析方法。有的学者指出，随着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恢复与重建，“政治学方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步介绍’‘系统引进’和‘应用与提高’三个阶段。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学方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起步相对比较晚，但是近年来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展”。在过去近四十年中，政治学界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创新政治研究的方法。一条是从国外政治学界引入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如政治系统分析、政治结构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文化分析、政治决策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心理分析等；另一条是向国内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方法，如经济学的利益分析和新制度主义分析、社会学的阶层分析和调查统计分析、心理学的动机分析、传播学的舆情分析，以及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这些新的分析方法超越了政治学的传统边界，实质上将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引入到政治学，从而大大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境界。 6.从政治制度到政治行为 政治学长期流传的一句名言是：政治学始于国家，也终于国家。换言之，传统的理论政治学主要关注国家理论或国家学说，而传统的应用政治学则把研究国家制度当作主体内容，传统政治学就是一门关于国家理论和国家制度的学问。然而，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发生“行为主义革命”后，国家制度在政治学中的这种压倒性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人的政治行为而不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动态的政治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政治结构，逐渐成为新一代政治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尽管接着发生的“后行为主义”反击运动，重新将国家拉回到政治学的核心视野范围之内，但过去那种独占鳌头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两者都成为应用政治学研究的主体内容。中国政治学恢复于20世纪70年代末，适逢西方政治学的“后行为主义”运动之后，相应地，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便双双受到国内政治学者的重视，成为新时期中国应用政治学的主体内容。一项关于1985-2010年间发表的中国政治学文献的统计分析，也证明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同时受到国内政治学界的重视：“在应用研究中，以倡导或抑制某种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政治行动研究占应用研究的87.1%，对政策的事前或事后评估只占应用研究的8.7%，对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如加入WTO）给予政治生态的影响以及应对的研究只占应用研究的4.2%。此外，还有10.0%的文章集中探讨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方向、学科范式以及分支学科的发展等学科建设问题”。 7.从阶级统治到国家治理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流派，首先是一种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本质特征，即是其阶级分析或阶级统治理论。从政治学恢复之日直至现在，这种阶级统治观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对于旨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党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统治分析是非常锐利的理论武器。但在夺取政权并宣布剥削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灭的执政党来说，阶级统治分析的局限性便日益显现。为了克服指导理论面临的新挑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极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并且逐渐发展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从强调阶级斗争变成强调社会和谐，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强调人民民主，从强调阶级统治变为强调国家治理。特别是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此以后，“国家治理”便成为中国政治学的热点研究课题和重点研究领域，大量的基金课题、学术论坛、期刊专栏、课程设置、对策研究和数据库建设，均聚焦“国家治理”或“国家治理现代化”，过去五年中关于“国家治理”的论文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形成了不折不扣的“国家治理”热。 纵观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谁也不会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理论创新、决策咨询和学术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但同样没有人会否认这门学科所存在的严峻挑战。知识体系相对陈旧，基础理论研究相当薄弱，研究方法比较落后，研究课题重复雷同，原创性成果严重稀缺，应用研究明显压倒基础研究，意识形态任意取代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经常被用于抵制普遍价值，本土化往往成为拒斥外来先进文明的借口，凡此种种，都与中国政治学的繁荣进步背道而驰。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政治科学的繁荣。从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看，没有政治科学的繁荣，就难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之一的政治学，不仅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专门知识体系，而且凝聚着人类的政治智慧；不仅肩负传承人类政治知识的责任，而且承载着促进人类政治文明的使命；不仅事关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而且事关中华民族的民主进步。中国的政治学者要不辱这门学科的使命，不仅要把政治学教学和研究当作一种职业，更要把它当作一种事业。作为一种事业的政治学，要求政治学从业者具有一种自觉地投身于学术繁荣和政治进步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努力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专业化、学术化和全球化程度。 原题《中国政治学的主要趋势（1978-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