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例外”政治哲学的当代效应
作者：郑雨晨#王雨辰
原发刊：《国外理论动态》 2023-3
复印期刊：《政治学文摘》 2023-04
任何政治哲学都需要形而上学理论的支撑，以阿甘本为代表的欧陆激进左翼尤其注重哲学本体论的重要性，他们深入本体论层面，以期发现对抗资本主义政治的新斗争形式。在阿甘本看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例外结构源于对西方形而上学例外结构的复刻，而形而上学则是语言这个至高的主权者搭建的符号系统，因此西方政治的例外结构的隐秘根源就在于人类的语言。语言事件导致了人类的发生或主体的建构，它将生命切割为作为实存/质料的自然生命与作为本质/形式的政治生命，并以排除自然生命的方式对政治生命进行外在规定，这为西方政治（生命政治）的运作提供了人类学基础。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表示，动物不会言说什么是正义与不义、好与坏，只能囿于痛苦与愉悦的感觉发出声音。城邦（政治）的基础是正义和至善，只有人类的语言才能言说正义和至善，因而只有人类才能进入城邦。人类并非先天地拥有语言，而是从外部习得语言，通过将动物的语音转化为具有清晰发音和明确指向符号的语言，人类脱离了动物状态。阿甘本指出，语言的发生具有否定性特征和例外结构：“如果我们把这种例外装置与人类发生学联系起来，就有可能通过语言事件的原初结构对其加以澄清。语言在其发生时，既与自身相分离，还将自身纳入到生命和世界中……因此，来源于逻各斯并在逻各斯中对真实进行纳入性排除的例外，是语言事件的原初结构。”人类的语言就是通过对动物声音的纳入性排除来建构的：语言以标准化、符号化的方式对多样化的语音进行消除（否定），使其成为统一的标准发音，语言由此占有了语音的位置，在奠基于语音之上时对其进行排除；而当我们通过语言来言说事物时，语言又将自身的位置拱手让给它所指示的存在物。同法律一样，语言同样通过悬置自身，以纳入性排除的方式与语言外的事物建立起“非关系”。但是，语言只能通过否定物的真实存在而言说物：语言在指称物时，通过将物秩序化为纯粹的符号而将物从现实中抽离。由此，人的语言区别于动物的声音。阿甘本勾勒出语言的例外结构：纯粹的存在是不可言说的，语言只能通过预设的方式将其纳入到语言系统中，在此基础上，事物才能被言说。但是，如此一来，真实的存在也就被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人所言说的不过是被语言阉割过的存在。 阿甘本运用古罗马法中的“神圣人”（Homo Sacer）对被例外排除的生命进行了说明。“神圣人”的悖论之处在于，它既不能被祭祀，又可以被人无罪责地杀死。这意味着无论神法还是人法都不能保护他。阿甘本指出，古时的“神圣”（sacer）一词同时兼具“庄重”“崇高”与“卑贱”“污浊”双重内涵，而这两者都不属于人类社会，因此“神圣人”处于被双重排除和双重捕获的双重例外结构中。“神圣人”是人间/俗世法的例外，故被共同体所捕获和征用，但又被排除在共同体的保护之外，因而杀死他是不违法的；他亦是神法/神域的例外，因为被神法排斥，故得不到神明庇佑，又以不可祭祀的形式被纳入神域，因而处于法内与法外无区分的例外空间中。作为共同体威胁的“神圣人”的作用就是用来被杀死，从而使共同体得到巩固和强化。由此，阿甘本勾勒了西方政治的共时性例外结构：西方政治秩序的建立依赖于主权杀戮和排除自然生命的行为。这一行为是为了建制和捍卫共同体，因而是合法的。“政治生命的首要基础是一个可以被杀死并正是通过其被杀死的能力而被政治化的生命。”为了明晰共同体的边界，主权者必然不断划分人—非人、敌—我的标准，不断地制造神圣人与赤裸生命。例外结构的纳入性排除逻辑主导了西方政治的运作，唯有不断生产赤裸生命，西方政治才能建立和维持。 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是对当下政治现实问题的回应，贯穿于对纳粹德国反犹、美国全球反恐战争、难民问题、乃至新冠疫情防控等议题的思考之中。他之所以花费大量的篇幅考察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目的是为了发掘西方文化古已有之的生命政治要素，并努力消解它。对例外结构的分析和批判贯穿于阿甘本政治哲学思想的始终，其生命政治理论的旨归就是将生命从例外结构下解放出来。他认为，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根源在于西方形而上学和政治例外结构对生命的切割和纳入性排除，他关注的是如何超越将生命划分为“bios”与“zoe”的语言学、人类学装置。 由于西方政治是依据例外结构建立起来的，在其根源处就孕育着生命政治的种子。因此，以强力摧毁国家机器和争夺统治权只会导致生命权力的转移，进而确立新的排除标准。要摆脱生命政治的困境，必须消解西方政治的例外结构，彻底推翻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为此，阿甘本提出了一系列迥异于传统政治哲学的概念，以谋划未来的政治。无论是主体层面的“非潜能”“姿态”“身体使用”“生命—形式”，还是政治层面的“弥赛亚”“将来的共同体”，指向的都是一个拒斥任何符号秩序和规范系统的世界。因为，任何意识形态化的符号化工程都会导致例外结构的产生，进而抹杀生命的多样性，压抑生命，将生命同质化。从这里可以看出，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具有浓厚的柏拉图主义色彩，它认为政治哲学的目标在于逾越政治，达至一个更可欲的哲学理念世界。 在此意义上，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又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哲学。由于阿甘本政治哲学视野的广阔性，它对不同的理论传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从左翼理论传统来说，阿甘本的政治哲学从属于拉康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使用这一传统的理论范式来分析西方政治哲学的论题。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拉康传统在西方政治哲学领域的表述。拉康的真实域是象征秩序无法纳入但又不得不依赖的基础，象征秩序与真实域就是一种例外的纳入性排除关系。阿甘本将拉康关于主体的本质是匮乏、是能指秩序中建构的一个位置的观点用于分析形而上学对人性的建构，指出自然生命才是主体的本真状态，将其纳入语言符号秩序、形而上学和政治秩序中并切割为“zoē”与“bios”，不仅仅是对生命的同质化和压抑那么简单，更是意味着权力对生命的奴役和征用。第二，从生命政治的理论传统来说，首先，阿甘本引领了当代学界生命政治思潮的复兴，使其成为左翼批判的重要议题。其次，阿甘本修正了福柯生命政治的微观视域，使生命政治批判得以介入纳粹大屠杀、美国反恐战争、难民潮、乃至新冠疫情等宏观的现实政治议题。诸多学者开始使用阿甘本的理论讨论现实政治中的生命安全和权利、殖民主义和例外状态下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等问题。第三，从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传统来说，阿甘本跳出了古今之争这一框架，指出西方政治哲学始终依赖例外结构。 除了上述效应，阿甘本的政治哲学也存在着如下缺陷。第一，阿甘本将例外结构本体化，执着于古典学和文本学的分析，似乎从概念和理论的演化中就可以勾勒出生命政治的发展史，忽视了对生命政治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定背景下的考察。第二，尽管阿甘本坚决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以形而上学作为政治的地基，想要将政治奠基于真实域的“空”之上，但是他仍然不得不以生活作为形式来建构“生命一形式”主体，以及使用“非潜能”来界定人性。这使得他有重新堕入形而上学的嫌疑。阿甘本在批评马丁·海德格尔时指出，只有“此在”超越动物的沉浸本质、向存在敞开时，人类才成为其本质所是，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此在”，只有真正领会了“生存”本质的人才能成为“此在”，这本质上就是人性以纳入性排除的方式对动物性进行悬置，因此海德格尔依然是通过否定动物性来定义人，重新落入了形而上学的窠臼。然而，阿甘本以“非潜能”定义人的做法同样难逃形而上学的阴影，因为动物和植物都是根据本能行为，不具有“能而不做”的“非潜能”。形而上学以其自身的范畴提供了探讨存在实体的一般形式，而当下的激进左翼“在抛弃实体论时，试图摧毁形而上学所源出于其中的‘显现’问题，是不可能的”。 原题《“例外结构”批判——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及其当代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