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平化社会治理：社区自治组织与社会协同服务
作者：王颖
原发刊：《河北学刊》 2014-5
复印期刊：《社会学文摘》 2015-01
扁平化社会的治理核心：科层制对接“自主的社会领域” 中国社会呈现扁平化结构特征，即由个体构成的新社区和由新社区构成的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中出现的部门合作及协同服务，仅是加强条块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没有显现出“去中心化”的迹象。被扁平化的是由每一个个人构成的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管理才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组织扁平化管理概念，最初是针对科层体制的僵硬、缺乏协同性而出现的。扁平化社会管理极容易被误解为街道办事处变为社区，就等于街居制变社区制。但以物业小区为形式的新社区大规模兴起，以共同利益、共同志趣重新聚集起来的基础社群，与传统的街居制组织几乎没有法定的隶属关系。这种在科层体制之外大规模自主性聚集而成的小区和社群，已成长为主流社会的基本构成形态，演变为以共同房产利益、生存环境和共同志趣爱好为纽带，自主连接而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既有明确的地域性，又有着很强的超越地域的特性。社区、基础社群间的连接度也因网络而变得更加牢固。 科层制的权威在新社区也不再受到崇敬，真正的权威来自于利用组织资源为居民提供真实需要的服务能力。当社会因网络话语空间而呈现出日益扁平化的结构特征时，科层管理体制还在用已经失效的组织隶属关系对社会进行组织化管理，各种矛盾纠纷就在这两个领域的交接处爆发出来。不论是群体性事件、社区纠纷，基本都发生在社区个体利益、群体利益的伸张与恪守自上而下组织原则的体制冲突之中。 应对扁平化社会的几个重要的治理理念：社区自治、协同服务和协商众治 社区自治是社区业主和居民平等参与的众治，社区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独特志趣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个自主、自愿、自组织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协同服务是指那些想进入社区提供不同服务的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面对社区居民不断个性化的需求，逐步向更加便于获得的“一门式”、“一站式”、“一话式”、“一键式”综合服务转变。协商众治，是让所有社区居民对自己身边的事情有一个自由表达意见、协商对话的公共话语空间，协商众治改变了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可以防止不切实际的公共事务决策产生，有利于调动每一个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提高居民的自治能力和公共意识。 社会领域的“众治”：网络化而不是网格化 扁平化社会的出现，使传统科层组织体系的权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社区的重建过程中，社区呈现出四个权力主体：业主居民、业主委员会、居委会、物业服务公司，和一个参与建设者：社会组织。政府促使居委会向行政化方向转变所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小区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个利益主体几乎都与行政化了的居委会没什么关系，而其他三者之间的关系却是十分密切。政府从自身科层组织需要出发所实行的传统管理方式已经失效。只有让居民以最低的成本自由、平等地参与，才是公共事务做出正确决策的保障。 扁平化社会的治理，一定是众治，而不是任何一方独大的“他治”。众治体现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结构关系；是利用众人的智慧破解所有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实现众治须与社会资本的重塑结合起来，通过基层社区两种社会资本的重构，让社会在所有人的自愿参与下，重新建构有机团结。 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城市管理模式被许多城市甚至乡村所接受。但是多年的社会实践证实，网格化管理在社会领域的治理方面始终没有建树。在管理固定不变的“城市部件”方面，网格化管理凸显了它在僵硬的科层体制中的协同性。然而，一旦进入社会领域，以分布式协作见长的网格化管理模式被完全架空了。 网络化是将不同的主体、资源、信息连接起来，通过相应的网络软件实现沟通、联系、资源共享的目的。网络化是针对利益主体高度分散化、扁平化的再组织思路。 目前，人们的社会凝聚力、组织化、自组织化程度都很低。传统组织形式已失效，而新兴的自组织形式刚刚兴起，社会组织严重发育不足，政府与社会的连接通道非常缺乏，针对社会领域需求的网格化管理是不可能成立的。扁平化社会的治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将分散化的社会大众重新组织起来，文章认为，网络化的社会再组织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思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网络化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手段，它可以使呈原子化状态的陌生邻里重新建立起经常性的邻里沟通、公共话题的社区对话和有意义的社区参与。新社区的网络化，不是再由政府安排的，而是生活小区或社会企业参与自发建立的。第二，网络化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运作方式。网络化组织运作方式，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和自主运作方式、社区组织活动参与的自愿性和多样性、开放性、联动性以及组织之间的平等关系和非隶属性关系。第三，网络化平台是使碎片化的个人和组织重新自主连接起来的结构性枢纽。 网络化社区平台的出现，是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的重要部分。网络化的社会再组织建设是一种有效应对分散化、片断化的全新组织方式，它不仅能够产生拥有强大团结型资本的新社区，而且通过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的介入，可以创造性地设计发展出能够产生实际意义的桥接式社会资本，让科层体制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把全社会的资源调动起来，共同解决面对的各种难题。 携手实现社会领域的“众治” 网络化组织方式是社会领域消除碎片化实现“众治”的有效方式，关键在于三个社会建设行动主体如何携手实现社会领域的“众治”。 新社区的自主性建设：新社区的自主性建设至关重要，它是社会重新整合的重要保障。第一，转变观念，认识人群聚集呈现的新特性，认同新社区的存在。第二，为新社区建立互联互通的网络平台，让所有业主和居民，以及社区各权力主体，都能够在社区公共场域中参与对话，共同商讨、共同决策、共同建设新社区。第三，着力培养新社区中最活跃的志趣爱好者团队，这些团队是新社区最能凝聚人气、最有活力的部分。第四，建立社区网络平台的数据库，将社区基础部件和人的活数据记录下来，为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第五，社区公共平台具有连接社会的功能，它可以使社区居民拥有一个向社会展示和证明自己的公共空间。多年社区建设的事实证明，没有居民自觉自愿、自主性地参与的社区建设是徒劳的。 大力扶持为社区提供培力服务和专业服务的社会组织：在社会领域的“众治”结构中，与社区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是最重要的社会建设行动者主体，必须给予大力扶持。这些社会组织是政府连接社会个体最直接最有效的组织桥梁，是高度分散化社会再组织起来的助推力量。 政府减政放权，做一个目标明确、方法得当的掌舵人：对于新社区建设，政府首先要做的是转变观念，放手让社区居民自主性地建构自己的团结型资本，建设自己的家园；培育社会组织在社区层面建立起桥接资本，让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以最便利的方式送达居民身边，让社区通过桥接资本及时获得各类社会资助和展示机会，让社会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政府应当深刻认识到社区自主性建设的特性，大力支持社区自组织团队的发展，在深化社会改革中勇于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新”责任。 总之，目前中国社会领域里有三个重要的行动者：自治的社区；协助社区自主建设，整合社会资源直接为社区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从宏观上以政策、资金支持为导向的掌舵人——国家治理现代化代言人——政府，三者之间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在破解分散化难题上，必将会形成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和谐社会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