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生命政治学中的权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郑雨晨#谭明方
原发刊：《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3-2
复印期刊：《政治学文摘》 2023-03
阿甘本的权利思想是通过批判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权利思想，并将权利置于与主权的关系中进行考察的方式提出的。阿甘本从权利的“人为”属性出发，指出权利乃是主权的创制，是主权征用生命的手段，并以纳入性排除的逻辑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生命权、自由权与所有权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阿甘本的生命权思想 “生命权利神圣而不可侵犯。”这句话彰显了生命本身的价值与崇高。不同于古代社会漠视生命，西方现代社会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权利并将其作为至高的、首要的权利。然而阿甘本却从其中看到了生命对权力的屈从。他指出，“神圣”一词的宗教属性意味着神圣之物被排除在世俗人类社会之外，“神圣”的空间即例外空间，这一空间也是主权所处的位置，生命由此被主权所捕获。自然状态的混乱使自然权利并不能得到保障，权利只有依赖主权者建立起来的秩序才能有效。主权是权利的提供者，也是安全的定义者。主权通过不断对生命进行纳入性排除来稳固自身，将生命划分为有权利的生命和无权利的“有害”生命。 只有得到主权保护的生命才有生命权，否则就会成为“赤裸生命”，而有权的生命也面临权利随时被主权悬置剥离的风险。首先，在政治领域，作为赤裸生命的难民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阿甘本指出，“民族（nation）”一词在词源上来自“nascere”（诞生），“民族国家乃指将诞生或出生（亦即赤裸的人类生命）构造为自身主权基础的国家”。换言之，未诞生于本国、父母不是本国公民者便成了不具有公民权的人。其次，在阿甘本看来，将生命赤裸化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还渗透到了生物学、医学等领域。标识着对生命的死亡决断、生命政治变成死亡政治的界线逐渐延伸到政治生活以外的其他领域。早在纳粹灭绝犹太人之前就有医生出版著作，从优生学角度要求授权消灭“不配活下去的生命”；在民主国家同样存在骇人听闻的人体试验，还立法允许合法摘除脑死亡病人的器官；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将我们的身体还原为纯粹的生物学数据，在身份识别与安检之时我们便不得不暴露面容、指纹、视网膜、DNA等“生命政治的刺青”。因此，当代资产阶级的权利话语根本无法保证生命免受权力戕害。相反，权利本身需要依靠主权与法的例外暴力来创立，而这一创立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剥夺公民身份，制造赤裸生命，一部分人权利的获得依赖于主权对另一部分人的纳入性排除。 阿甘本的自由权思想 自由主义最核心的原则就是自由，霍布斯和洛克都将人的自由理解为法律之外不受任何干预与支配的权利，法律沉默之处乃人的自由之域，此即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阿甘本的自由权思想则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内容与自由权制度保障的批判。施米特在《宪法学说》中指出，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宪政奉行两条主要原则：其一是分配原则，其二是组织原则。分配原则指的是个人自由领域先于国家存在，受到权利保护而不受限制，国家对其进行干涉受到限制，必须证明其合理性。组织原则即有限政府原则，其目标在于通过对行使国家权力的部门进行区分，从而达到限制与制衡的目的。制度设计为政治理念的实现服务，组织原则服务于分配原则。在阿甘本看来，自由民主制国家的自由权保护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时主权可以随时以例外状态的名义破坏三权分立，悬置法律，进而入侵到私人领域戕害生命。 阿甘本首先指认了资产阶级在“自由权”的幻象之下对自由的隐秘操控。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主权日常并不行使自身的统治功能，而是由资产阶级政府以自由原则治理。阿甘本通过对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指出，市场是一个具有自身规律与机制的“自然”领域，国家并不能强行改变经济规律这一自然秩序，相反国家要在认识与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经济规律来发挥效能。由此治理的合理性和节制性原则转化为不得干涉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原则。所以，资产阶级政府保障的自由权仅仅是经济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被资产阶级政府生产出来的。而被治理的个体“必须使自己自由”，使自身符合自由主义的自由教义，成为被规范化驯服的、有经济价值的肉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而不愿或不能被规范化驯服的个体则会被彻底排除出去，沦为赤裸生命。 自由机制也有失灵之时，在此种例外状态下就需要主权出场修复自由秩序与经济规律。一旦出现政治动乱与经济衰退，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与统治，资产阶级政府会立刻宣告例外状态，暂时悬置法律，废除三权分立，从而使其在法外的行动获得法律效力。阿甘本指出，例外状态显示出三权分立制度制衡权力的有限性，行政权的扩张与滥用并不能解释例外状态下权力的肆意妄为，反而会掩盖政治运作的机制。在例外状态下，通过对少数“赤裸生命”权利的剥夺，资产阶级政府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并消除了破坏自由市场与经济规律的偶然因素，修复自由市场秩序使之回到稳定发生作用的状态。进入现代以来，世界各国均通过频繁宣告例外状态来进行治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曾颁布过剥夺公民国籍的法律，这就导致了世界的“集中营化”。在阿甘本看来，我们当下身处的整个社会都与集中营具有同样的结构。我们已经被囚禁其中，彻底地丧失了自由。 阿甘本的所有权思想 阿甘本分析财产所有权时沿用了他的纳入性排除逻辑的“例外”分析模型。他指出，“神圣”的分隔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同样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因此资本主义也是一种宗教。本雅明早就写过《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一文，他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对功利的永久崇拜之上。阿甘本接受了本雅明的命题，但改写了其内涵，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宗教，是因为资本主义将宗教的分隔结构推向所有领域，并使其普遍化。财产所有权将物转移到一个分隔的领域，被对其拥有所有权的人占有，其他人则不能使用。这意味着财产所有权实现了对物的纳入性排除。“所有权不过是把人的自由使用移到一个被分隔的领域的装置，在那里人的自由使用被转化为一种权利。” 阿甘本权利思想的当代价值 对于我国来说，阿甘本的“例外”权利思想确证了在当下历史时期主权守护与规制权利的重要作用。倘若没有主权去守护与规制权利，权利就成了一张废纸。批判性并不是阿甘本权利思想的唯一功能，阿甘本对自由主义权利话语批判的主要意义在于指出其权利形式上的虚假和作为意识形态行使的统治功能，因而资产阶级只是虚假地主张权利。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权利恰恰是保证人民根本权益的手段，这一手段是需要强有力的主权和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作为保证的。第一，在生命权问题上，在全球风险频发的当下，对于抗击新冠疫情、抵制美国全球霸权、保卫海内外华人紧急情况下的安全等问题，必须以强大的主权力量作为保障。第二，在自由权问题上，从短期来看，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严格公正司法，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完善例外状态下的紧急立法，更合理地配置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从而实现个体自由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统一。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迈入新时代，但我们仍将长期处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当中，在这一过渡时期我们必须创造性地利用中国特色所有权以调节市场经济中效率与平等的关系，调动生产积极性，将其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手段。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拒斥以所有权为唯一原则，追求权利原则与平等原则的结合，进行按劳分配，弃绝了按资分配，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冲突降到最低，从而在利用所有权发展经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解决所有权导致的生命异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