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性别差异逆转与中国夫妇地位匹配模式的变迁
作者：许琪
原发刊：《青年研究》 2022-5
复印期刊：《社会学文摘》 2023-01
近年来中国女性的教育程度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男性。2009年，全国本专科在校生中女性的比例首次超过50%，此后一直维持在50%以上。2010年，中国硕士研究生中的女性比例也首次超过50%，并且近年来维持稳步上升的势头。这些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也和很多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出现了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现象。这种逆转不仅会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婚姻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在适婚人口中女性的教育程度超过男性的背景下，一些女性不得不接受教育程度比自己低的男性配偶，因此，在婚姻的教育匹配方面，中国有可能出现与西方国家类似的性别逆转。但是，这种逆转是否会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夫妻在职业和收入等其他地位指标上的匹配模式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方面，考虑到教育对职业和收入均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婚姻市场上男女相对教育程度的变化很可能会传递到职业和收入等其他地位指标上，导致夫妻在职业和收入这两个维度上的匹配模式出现与教育匹配相同的变化；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在教育、职业和收入三个方面性别平等的发展并不同步，而且与教育相比，职业和收入与夫妻相对地位和夫妻权力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中国夫妇在职业和收入这两个维度上有可能呈现出与教育匹配不完全相同的特征。 为对上述有争议的观点进行检验，这里使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中国夫妇在教育、职业和收入三个维度上的婚姻匹配模式及其变动趋势，以更好地理解婚姻形成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与以往不同的表现形式。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婚姻匹配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婚姻匹配是关于“谁与谁结婚”的研究，研究者往往借助夫妻双方在年龄、地域、宗教、种族、教育、职业、收入、家庭背景等多个维度上的关联模式考察婚姻市场上的匹配过程。在众多匹配维度中，夫妻双方在教育、职业、收入等社会经济特征上的匹配尤为引人关注，这些特征上的匹配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跨阶层通婚的难度，因此被很多学者视为衡量阶层开放性或封闭性的重要指标。 大量研究发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夫妻双方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匹配模式呈现出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以同质婚为主体，即大多数人会选择与自己拥有相似社会经济地位或属于同一阶层的人结婚；二是在异质婚中，以妻子社会经济地位低于丈夫的情况更为常见，这种婚姻常被称作女性向上婚，与之相对的妻子社会经济地位高于丈夫的婚姻则被称作女性向下婚。 现有研究主要从偏好和结构两个角度对同质婚和女性向上婚这两种主流婚姻匹配模式进行理论解释。首先，从偏好角度看，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有相同价值观、品位、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的结婚对象，这导致拥有相似社会身份或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人更可能结婚。而女性向上婚主要是因为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和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观念使女性更加偏好社会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男性，而男性也乐于接受社会经济地位不如自己的女性。其次，从结构角度看，社会交往的阶层同质性、居住隔离以及来自父母等第三方群体的外在干预都是导致同质婚更可能出现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对于女性向上婚，结构视角主要从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结构性差异的角度进行解释。由于女性的教育、职业和收入始终低于男性，这导致在一个普遍结婚的社会中，女性向上婚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向下婚。 教育性别差异逆转与婚配模式变迁 随着很多国家的教育性别差异出现逆转，女性向上婚这种传统婚姻匹配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如前所述，导致女性向上婚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是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总体上低于男性，但这一结构性限制很可能会因为教育性别差异的逆转发生变化。以教育匹配为例，如果适婚人口中女性的教育程度高于男性，那么就不太可能出现女性向上婚依然高于向下婚的现象。即便一些女性因为无法实现向上婚的择偶偏好而选择不婚或推迟结婚，现实中观察到的女性在教育方面向上婚的现象也会因为教育性别差异逆转而有所降低。而且，因为教育和职业、收入等社会经济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所以对一个教育向下婚的女性来说，她在职业和收入方面向下婚的可能性也会大幅增加。 除了影响婚姻市场结构，教育性别差异逆转也会对人们的择偶偏好产生重要影响。奥本海默认为，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是导致很多女性偏好向上婚的根本原因，但随着女性的教育程度赶上甚至超过男性，她们对男性的经济依赖程度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在择偶时就不会像以往那样看重男性的经济实力，而男性则会变得越发看重女性挣钱养家的能力。近年来，关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研究发现，女性在择偶时对男性的经济偏好有所下降，而男性对女性的经济偏好则有所上升，这验证了奥本海默的理论。随着男女择偶偏好逐渐趋同，女性向上婚这种传统婚姻匹配模式也将趋于消失。 综上所述，从结构和偏好两个角度看，教育性别差异逆转会显著降低女性向上婚的可能性，进而对夫妻之间的相对地位、权力关系、性别分工和婚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在婚姻的教育匹配方面，欧美国家确实出现了女性向下婚逐渐取代女性向上婚的现象，但是在职业和收入等其他方面，女性向上婚的传统却依然保留，并且没有出现明显的衰弱迹象。对此，学者从以下三个方面给出理论解释。 首先，在很多西方国家，虽然教育方面的性别平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在职业、收入等其他方面，性别平等的发展却异常缓慢。正因如此，英格兰德认为，近年来西方国家性别平等的发展在整体上处于不平衡和停滞的状态。由于教育的性别逆转并未像预期那样缩小男女两性在职业和收入等社会经济指标上的差异，所以在这些指标上，婚姻市场中男高女低的结构性失衡依然存在，这导致女性依然跟过去一样在职业和收入方面选择向上婚。 其次，教育性别逆转虽然改变了教育方面“男高女低”的择偶偏好，但并未消除人们对男女职业和收入的不同偏好。很多实验研究发现，女性依然倾向于在约会时隐藏自己的职业抱负或低报收入；而男性在得知女方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自己时更可能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并且依然跟过去一样倾向于同收入和职业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交往。因此，“男高女低”的择偶偏好依然存在。钱岳认为，这些发现验证了英格兰德提出的西方国家性别平等发展总体处于不平衡和停滞状态的结论。因为与教育相比，职业、收入等指标与夫妻相对资源和权力的关系更加紧密，所以这些方面的择偶偏好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 最后，根据地位交换论，教育下嫁会提高女性对配偶职业和收入的期待，这导致她们更可能在这两个方面出现向上婚。钱岳发现，如果美国女性在教育方面向下婚，那么她们在收入方面则更可能向上婚，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偿她们在教育方面下嫁的心理损失。在欧洲，一些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总之，因为男女双方在择偶时存在普遍的地位交换的心理倾向，教育方面的女性向下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职业和收入方面的女性向上婚。 主要研究发现 婚姻匹配模式的特征与变化 在模型分析之前，首先分初婚年代对丈夫和妻子的教育、职业以及收入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统计发现，丈夫和妻子的教育程度均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但相比之下，妻子教育程度的提高速度更快。在2008-2010年结婚的夫妇中，丈夫的教育程度高于妻子；但是在2014-2018年结婚的夫妇中，丈夫的教育程度已经低于妻子。因此，从2008年到2018年，夫妻教育程度差异出现了逆转。这种逆转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夫妻的职业地位发生了变化。职业发展方面，在2008-2010年结婚的夫妇中，丈夫的职业地位高于妻子；但是在2014-2018年结婚的夫妇中，丈夫在职业地位上的优势已经变得不再明显。虽然在职业地位最低的一组中，丈夫的百分比依然明显低于妻子（这主要是因为妻子无业的百分比较高）；但是在职业地位最高的一组中，妻子的百分比已经超过了丈夫。因此，在职业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逆转的迹象。不过，在收入方面，“男高女低”的传统格局却依然存在。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丈夫和妻子的收入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丈夫的收入始终高于妻子。综合上述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在教育、职业和收入三个维度上性别平等的发展是不同步的。这种不一致性很可能会对婚姻市场上的地位结构产生差异化的影响，进而导致夫妇在教育、职业和收入方面呈现出不完全相同的匹配模式。 首先，在教育匹配方面，同质婚始终是占比最高的一种婚姻匹配模式，女性向上婚和女性向下婚的占比大致相同，但女性向上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而女性向下婚则不断上升，这导致向上婚与向下婚之间的差值逐渐由正转负。由此可见，随着教育性别差异出现逆转，教育方面的婚姻匹配模式也出现性别逆转，教育向上婚已被向下婚赶超，成为占比最低的一种婚配类型。 其次，在职业匹配方面，同质婚是占比最高的婚姻匹配模式，并且在不同初婚年代大体维持稳定。2008-2010年，女性向上婚是占比次高的婚姻类型，但这种婚配模式随时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则不断上升。2014-2018年，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已经超过女性向上婚。与教育匹配的变动趋势相同，中国夫妇在职业匹配方面也出现性别逆转，“男高女低”的传统格局在当代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最后，中国夫妇在收入匹配方面的模式和变动趋势与职业和教育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在收入匹配方面，女性向上婚是占比最高的婚姻匹配模式，其次是同质婚，占比最低的是女性向下婚。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向上婚的百分比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导致向上婚与向下婚之间的差值随时间不断扩大。由此可见，夫妻在收入匹配方面“男高女低”的传统格局非常稳固，甚至随时间的推移有所增强。这与之前对教育匹配和职业匹配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形成鲜明的对比。 择偶偏好的特征与变化 上述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夫妇在教育、职业和收入三个方面的婚姻匹配模式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可能缘于婚姻市场结构的变化，也可能缘于男女双方择偶偏好的变化。要剥离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变动来研究择偶偏好的变迁，必须对不同初婚年代男女双方在教育、职业和收入上的结构性差异进行充分的统计控制。 通过使用对数线性模型控制婚姻市场结构的影响之后，发现在2008-2018年结婚的夫妇中，教育方面“男高女低”的择偶偏好已经完全消失。不过，夫妻在教育匹配方面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在职业、收入等其他地位指标上的婚配模式出现类似的变化。研究发现在职业和收入这两个维度上，女性向上婚的偏好依然非常明显。这表明，如果女性在教育方面向下婚，那么她们将更可能在职业或收入方面向上婚。因此，与地位交换论的预期一致，在教育方面向下婚的女性反而更可能嫁给职业和收入高于自己的男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即便在教育性别差异出现逆转以及夫妇在教育匹配上出现“女高男低”的趋势后，女性在职业和收入两个维度上向上婚的婚配模式依然非常盛行。 考虑到职业、收入这两个指标与夫妻相对资源和权力的关系更加紧密，这种婚配模式显然不利于婚姻生活中性别平等关系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