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滕尼斯迷思”：百年来西方社区概念的建构与理论证成
作者：吴晓林#覃雯
原发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复印期刊：《社会学文摘》 2022-03
迄今，中国社区实践和研究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滕尼斯迷思”。相关文献中，引用滕尼斯概念的占了11.6%，论及滕尼斯式共同体的占到52.2%，这与国外学界对社区概念莫衷一是的界定形成鲜明对比。在1830年至2020年，英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文献中引用滕尼斯的文献仅占1.7%。自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开启社区实地研究以来，人们对社区的理解不断丰富，形成了多元复杂的概念。相较而言，中国学界对社区近乎止于“地域限定”的理解，一定程度上锻造了一种单维的社区形态，继而主观地构想“共同体”与小范围“地理区域”的结合，也易遭遇不同程度的实践困境。概念乃是研究之基础。为廓清研究之源流、走向，下文试图对准百年来社区概念的演变，廓清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的研究带来参考。 “两个圈层、一个网络”的社区认知 百年来，西方世界围绕人群、区域两个要素，后来又增加了网络因素，形成了“两圈一网”的社区认知。 圈层一：社区是特定人群的集合 人群是社区的核心要素。根据人群联系的紧密程度，社区可被分为三类：1.无联系但有共同特征的人群类属。在滕尼斯提出社区概念之前，人们对社区的定义尚处于无意识状态。社区乃是指代一个群体，凸显人们的共同属性，不必涉及有意识的联系。具体来看，职业群体甚至以吉他爱好者为代表的兴趣群体、群居的族群、聋哑人群体、同性恋群体等等，都可被视为一个社区。2.有一些互动但联系松散的人群群属。20世纪初，人们对社区的认识开始与人群间“有选择、有意识的联系”相关联。这种联系与血缘、亲缘无关，较为松散。有学者认为社区指的是基于共同关心的问题而选择性建立起短暂联系的人群。因自身利益而产生一定合作的人群、临时成立的解决问题的咨询小组等均可被当作社区。这些群体缺乏共同的血缘纽带，建立起的关系不一定稳定和持久。3.有持续且紧密联系的人群共属。社区还指拥有持续且紧密联系的群体。滕尼斯、芝加哥学派都将人与人直接、紧密、持续的联系看成是社区的必备要素。商会、社会团体、夫妻、长期合作的工作伙伴、拥有持久的共同利益及行动的群体、通过长期的关系支撑和维持的整合实体等等都可被视为社区。 圈层二：社区具有不同的地域范畴 地域乃是构成社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社区成员共享的物理空间范围从邻里、村庄、郊区、城镇到国家，甚至包含整个地球：1.邻里范围的社区。滕尼斯一开始以邻里社区为摹本来建构社区的概念，“生活在小的地方的群体”是社区的重要特征。20世纪早期，芝加哥学派学者试图将社区限定在不同类型的“小地域范围内”，以使社区“具象化”，毗连地区、居住点、农产品运输距离、面对面的直接联系都被当成小地域社区的“量化条件”。2.市镇范围的社区。“一战”之后，芝加哥学派开启对城市生活的研究，社区的概念往城镇、城市等更宽泛的地域延伸。有学者从功能上对“城市社区”进行界定，认为城市社区是一个独立变量，与政府、经济等各种社会现象相关联。3.国家、国际范围的社区。人们对社区的认知跨越地方，最大范围到达国家或国际的层次。国家、国际社会（共同体）、大西洋共同体、世界公约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等，都可被视为更大范围的社区。 网络互联的无边界社区 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是社区概念的又一突破。20世纪末，人们对社区的认知开始增加网络因素。很大程度上，社区指的是一个超越现实的社交网络。有研究指出，社区能够从有限的地理空间中解放出来，在无边界的虚拟网络中重新获得，即为虚拟社区。虚拟社区的成员拥有共同的职业、身份，甚至是共同的想象，通过在网络中讨论爱好、共享思想、经营生意或只是玩游戏等形式相互联结或协作，而不必在现实中照面。网络共同体、电子商户群体、网上志愿者组织、网络兴趣团体、网络工作者组织等等，都属于虚拟社区范畴。 西方世界对社区概念的认知变迁 历史地来看，西方世界对社区的认知历经了从“社区孤存论、社区消失论、社区继存论、社区适应论到社区解放论”的变迁，形成了多样化的社区概念。 社区孤存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区孤存论已在西方学界呈现。社区孤存论认为，社区指的是基于血缘、邻里等初级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这些群体独立生活在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之内，与社会分离。滕尼斯是典型的社区孤存论者，他试图将社会与社区进行二元划分，认为社区是指在原始或自然状态下，居民通过亲属关系纽带结合在一起，进行密切、持续和排他性接触的共同体，友爱、互惠、尊重是社区的三大特征。面对工业社会带来的冲击，“社区孤存论”选择了“鸵鸟式的躲避”，在社区与现代社会之间横切一刀，以保卫“共同体”之传统形态，族群、邻里群体、旧的宗教团体等等都是其对应的社区范畴。这类社区的概念并非是从经验参照物的发现中产生的，而是从经济实践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中和社会、精神损失的意识中产生的。 社区消失论 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社区消失论一度反映了传统社区的凋敝。“社区消失论”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严重削弱了居民和社区的情感联系，个人更加依赖于正式组织来维持生计，以血缘为纽带的社区因“现代化”而发生转变、丧失甚至死亡。在20世纪30年代，沃思、齐美尔等认为，人群间紧密联系的削弱是社区消失的直接表现。实际上，社区消失论仍是以“社区是自然共同体”为评判依据。一方面，他们批判“将社区局限为‘小团体’‘血缘联系’是对工业化前保守的社会哲学传统的拥护，缺少以积极的态度来拥抱现代社会”；另一方面，又通过“社区消失”表达对人群间紧密的联系减弱的失落感以及对原始社区的渴望。 社区继存论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社区继存论是以“社区消失论”的对立面存在的。社区继存论者乐观地看到，社区并没有消失，原始共同体的形式、结构及人群联系整体移植入工业化社会系统，亲缘联系及社区意识仍存在于城市中。1930年，埃尔伍德对圣路易斯和华盛顿的社区意识调查表明，在现代城市中，社区和邻里观念仍然具有生命力。斯滕兰提出在大城市里依然可以找到关于社区的遗留物和记忆。“社区继存”还体现在旧有生活方式及联系的延续上。有研究报告也证实，墨西哥和意大利移民仍保留移民前的生活方式。实际上，“社区继存论”体现了人们对社区的两个层次认知：其一，对人群间紧密关系的维护；其二，保持社区原有结构有助于在城市中抵御生存风险。 社区适应论 20世纪40年代至今，社区适应论在西方社区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社区适应论者主张，社区正在改变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以适应城市的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分化过程的一部分。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地提出，社区是动态的，能够自我调整组织形式。伯吉斯认为，地方社区正与整个城市结构交织在一起，发挥着新的且重要的作用。沃伦等认为，旧有社区通过改变人群结构来融入城市，是城市的一个补充部分。甘农解释了社区适应城市的方式，即城市的社区是由居住范围、互动频率和交通方式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面对旧有社区概念与现代社会“脱节”的境况，学界通过“改变”和“适应”两个要素来寻求社区的“新生”。城镇社区、社会团体、工业共同体、职业群体、工作单位等等，都是“社区适应论”对应的社区范畴。 社区解放论 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通信技术为居民提供跨越地理边界的交流方式，社区解放论应时而生。社区解放论主张，社区从原有的村庄、邻里等“小地方”的地理空间内解放出来，在虚拟的共享空间中重建，融入无边界网络。2005年，威尔曼声称，“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由地理社区转移到没有地方概念的社区，即感兴趣的网络”，标志着“社区解放论”的正式提出。此后，“社区解放”塑造了人们不唯地理要素谈社区的思想，空间得以解放。“社区解放论”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信息时代，突破了空间上的限定，强调网络空间成员心理、情感、兴趣上的共识和融合。 社区概念变化的影响因素 社区概念与理论的演变，深受百年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社会进程的影响，而且往往在面临社会危机时进行相应的调整。 工业化摧毁旧有社区的原初外壳 工业化是改变人们社区认知的最大因素，它不但破坏了农业时代以血缘、团结为纽带的初级联系，还使人们越来越依附于大机器生产的变革，标准化的工业社会形成社区变化的新场景。由此，人们开始寻求新的社区定义，以适应工业化的发展。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兴起的相关变化对人类生活的福祉是有害的，社区被当成追求安定的“庇护所”。在态度开放的一些学者看来，旧有的农村社区、地方社区等概念过于静态和模糊，与工业化生活的流动性质相抵触，他们尝试以积极的态度重新定义社区。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分工产生了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人群集合，社区的概念不应只局限于由血缘决定的无意识的集合。因而在工业化进程中，利益共同体取代家庭、社群等初级群体，得以幸存。 城市化扩展社区人群的联系范围 城市化是工业化之后的空间社会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个体自由结社的现象已突破血缘式初级群体的组织方式，城市成为不同阶层人口的聚集地。随着城市人口异质性增强，社区的概念不再局限于带有乡土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邻里特征，而是指向人群间有选择的联系和广泛的社会接触，人群间的凝聚越来越多地建立在有意识的互相依存之上。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强，社区具备人类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可变属性，居住地域、职业属性、结社形式都成为可以映射、定量测量的社区变量。20世纪30年代生成的社区继存论、此后的社区适应论都以城市为主场域，突破了旧式以邻里、血缘为纽带的联系的禁锢，开始积极面向城市空间寻求更为宽泛和多样的集合。存在于市镇的移民区、工业共同体、职业群体、社会团体等等，增添了社区的多样形式。 危机促成社区从地方主义走向区域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及西方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促使其社区认知从封闭的地方主义走向开放的区域主义，接受外部力量的支援。“二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社区纳入国防方案，制定街区计划，将社区与战争服务、国家安全相联系。“二战”之后，社区发展运动开展，诸多要素被投入到解决社区问题的方案之中，学界和民众对社区的认知不断更新。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区衰落与财政赤字积重难返，社区建设被当成国家复兴的重要方式，“社区”被当作利他主义、社会团结的代名词，掩盖了国家在公共服务场域的撤退。 结论与启示 百年来人们对社区的理解早已冲破了滕尼斯式共同体的界定，形成了视角多元、要素多样的社区概念。总的来说，中国需要在社会变化中重新认识社区。第一，避免将社区与地理区域简单捆绑的思维，对社区的理解要回到构建社会联系的本质上去，将重点放置于对丰富社会联结方式的理解，寻求满足居民多样化联系的需求。第二，对社区的界定要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要认清居民的生产关系主要发生于工作单位、经济联系重心转移到社区以外的现实，在强调地理社区的基础意义之外，丰富对社会共同体形式的理解，重视塑造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共同体认知和实践，建构多种社会联结方式、纵横相辅的关联社区与关联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