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社区与文化：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
作者：岳永逸
原发刊：《民俗研究》 2022-1
复印期刊：《社会学文摘》 2022-03
黄迪与燕大社会学 作为野乘，在中国社会人类学学科史中，后起建构的燕京学派有“吴门四犬”一说，用来指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的四位庚戌狗年出生的高足：黄迪、林耀华、费孝通和瞿同祖。与后三位在20世纪前半叶享誉学界、高寿并终老国内不同，黄迪多少有些湮没无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黄迪去了美国，移居海外。然而，无论对于燕京学派、燕大社会学还是中国社会学以及民俗学而言，1942年前的黄迪都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学者。 这里使用的更强调本土化探索之内涵的“燕大社会学”，并非已经被学界固化的“燕京学派”的等义词。对燕大社会学而言，前期有服务于乡建运动的清河试验区的实践和经验教训，有对社区论、功能论的消化吸收等理论的准备。在国破家亡的艰难时世中，二者反而迅速合力催生了在北平的平郊村和在昆明呈贡附近的魁阁这两大“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集团性研究。也即，群体性参与的清河试验区、平郊村和魁阁研究共同构成了一直强调实地研究、服务家国社会并始终在本土化路上的燕大社会学的三大柱石。 长期以来，对吴文藻、费孝通先后主政的魁阁研究，学界青眼有加，并在燕京学派之外有了“魁阁学派”的命名。相较而言，学界对许仕廉、杨开道等主持的清河试验区明显重视不足，而对赵承信、黄迪、杨堃等主导的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研究则鲜有提及，更不用说一直在燕大社会学中举足轻重的民俗学。不仅大量相关质优的毕业论文被忽视，就是许仕廉、杨开道、杨堃、赵承信、黄迪等师长也被不同程度地忽视。显然，燕京学派窄化了燕大社会学的丰富性、多元性，而故意对燕大社会学之民俗学基底的忽视，则稀释了其鲜明、独具一格的本土化历程与特色。这种本土化的建构，使得科学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社会学和民俗学相互支撑、两位一体、缠绕前行。对中国现代民俗学而言，它使“社会学的民俗学”这一支脉成为事实。在相当意义上，对中国现代社会学而言，视燕大社会学为“民俗学的社会学”亦不乏学理上的正确性。 民俗（德型）、社区与文化，或者可以分别作为燕大社会学对孙末楠民俗学说、人文区位学、功能人类学以及比较社会学本土化的三个面相。在此历程中，除赵承信、瞿同祖、费孝通和林耀华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之外，黄迪则紧随吴文藻而贯穿始终，重要莫名。 孙末楠的德型 1899年，孙末楠转向社会学。因发现“民俗”至关重要，他遂先写出了Folkways一书。该书取材丰富、内容广博、分析深刻，“不啻将整个社会隐含在内”，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学界“脚踏实地根据事实的著作”中最受欢迎的一本和“最有独到的贡献的著作”。1927年，由孙末楠弟子恺莱整理完成的《社会的科学》（The Science of Society）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依然是人类如何适应其环境——“习俗礼教制度等的演化”。显然，孙末楠的民俗学说与社会学说实乃两位一体，难分彼此。注重调适的历程、注重民俗对于人生的影响、注重归纳的研究方法而非理论先行，是孙末楠对于社会学的特殊贡献所在。其中，“德型”的诠释又是孙末楠民俗学说的重中之重。有鉴于孙末楠“社会的生活是造成民风和应用民风，社会的科学可以认为是研究民风的科学”的总体认知，黄迪将民风、德型和制度并列在其硕士毕业论文第二编“社会观”的第四章“社会秩序”之下。 在孙末楠的民俗学体系中，作为与民俗相提并论的重要概念，德型来自民俗，是一种特殊、高阶与更稳定、更具支配力的民俗。在孙末楠众多关于民俗的比喻性描述中，黄迪捕捉到了孙末楠将德型视为人须臾离不开也不会想为何要呼吸的空气的比喻。正是如此的细读，黄迪将孙末楠“社会的生活是造成民风和应用民风”这一命题创造性地扩充为“社会生活是在于造成民风，应用民风，和传递民风”。黄迪的这一定义，与20世纪末中国民俗学权威教科书中的民俗定义已经高度吻合。 文化的类型与重心 孙末楠关于民俗的认知论深深渗透到黄迪关于文化的认知当中。因为深受孙末楠民俗学说的影响，黄迪将人文区位学、比较社会学等不同学说的共同点归结到了文化，并发现二者有相互借鉴而合流的趋势。在评述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和爱尔华《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文化》等著述的基础之上，黄迪明确提出了更便于操作和把握的“文化重心”这一概念。文化重心是一个文化中占有优势、强有力的主要特质和贯穿一个文化各部分的线索、枢纽，它影响、决定该文化其他部分，并使这些部分围绕它形成该文化的整体。 在回顾义序的宗族研究时，林耀华异曲同工地使用了表明文化之关键的“文化重心”这一概念。两年后在《文化表格说明》中，吴文藻也使用了“文化重心”一词，其意涵与黄迪和林耀华的提法相近，指一个社区所倚重的“文化本位”。吴文藻强调，功能的任何一方面或多方面都可以是一个社区的文化重心。这样，不同社区就应该以其文化重心为出发点来观察和书写。 赵承信的社区研究 无论是对于燕大社会学还是后来命名的燕京学派，吴文藻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作为燕大社区研究的重要倡导者，深受派克和布朗影响的吴文藻，1935年刊发了《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两篇文章，介绍并鼓吹用局内观察法、比较法，进行始于实地研究和终于实地研究的社区研究。 然而，社区之所以成为燕大社会学的一种方法甚至说方法论，则是燕大师生群策群力的结果。大致同期，赵承信直接将布朗所言社会学调查等同于社区研究，并比吴文藻更为全面、细致地清理了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的缘起、演进与优劣，强调社区研究对于社会学建设的重要意义。他将中国的社区分为在边疆及西南诸省非汉族的部落社区、汉族的村落社区、市镇社区、县城或省会社区和近代都市社区五类，并希望能在这些类型中抽几个样本来研究。虽然都是在倡导、推介社区研究，并注重资料的搜集和对人文区位学的都市社区研究、初民社会的功能研究等既有社会学理论的理解，但是赵承信比吴文藻更加明确地强调“要对方法进行试验”，旗帜鲜明地将燕大社会学系的清河这一乡建试验区改为平郊村这一“研究实验室”。 对于赵承信等雄心勃勃的燕大本土化社会学的推进者而言，既有的清河试验区的调研缺乏社会学理论的基础，甚至缺乏恰当的认知论与方法论。因此，因应艰难时局，由他主导，也不得不就近选择且作为一个村落社区样本的平郊村的研究，不但与乡建并重，还以理论的检讨为主。其最终的目的，是“装备一个社会学实验室：借此可以了解社区生活的实况，并可作方法论上研究活动的实验”。 community与社区的对译和家村镇 1948年，在题为《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的演讲中，费孝通在开篇声言“社区”之译法是他“偶然”想到的。然而，如果体系化地考察community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译介情况，那么将费孝通在一次讲演中的说法作为立论的基础，就有了商榷的余地。事实上，关于community翻译为“社区”的原因，黄迪在1934年《关于社会学名词的翻译》一文中曾特别加以说明，但并未言及费孝通自道的“灵感”。黄迪指出，用“社区”来指涉“人类谋集合生活的区域”最为合适，而研究这些在社区的各个人在空间配置及变动的学问，即人文区位学。由此可知，“社区”一词翻译的定型，应该是一个当时社会学界同仁群策群力、长期商榷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尽管费孝通的灵感可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为了呼应吴文藻的社区社会学，1936年黄迪刊发了《论阶级及中国社会阶级研究》一文，细化吴文藻的《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两年后，黄迪执笔写完清河试验区的报告，与赵承信一道夯实了“村镇社区”这个学术概念。在平郊村作为社会学实验室正式启动的1939年，结合清河试验区和平郊村的事实与学术实践，黄迪再次从定义、层级、特性诸方面诠释社区这一概念，这即现今只有齐钊等少数人注意到的黄迪《社区与家村镇》一文。 关于社区这一元概念的深入思考，黄迪已经突破了当时国内外同行对中国社会定位在初民社区和都市社区之间的农村社区的群体认知，而注意到乡土中国社会架构的绵密性和正反、上下的交互性与相互涵括性。也正是有如此深入的思考，由他和赵承信、杨堃一道主导的平郊村系列研究，才明显有别于吴文藻和费孝通先后主政的，重在土地、工业、经济等宏大话题的魁阁系列研究。作为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系列研究不但有着重凸显“社员”生活常相的厚重、风貌和韵味，而且在研究时空单元上，又不限于平郊村这个村社区。参与平郊村社会学实验的燕大师生是在这个村社区做研究，却又非仅仅研究这个村社区，从而使其研究有了认知同期、也是处于过程中的中国乡村以及城市日常生产生活、人们微观情感世界与心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 旧瓶新酒：风俗、礼俗与民俗 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中，学界长期关注不够的燕大社会学系首任中国籍系主任许仕廉至关重要。在主政燕大社会学系期间，他不但有序地推进着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旗帜鲜明地将风俗列为燕大社会学的十大研究之首。同样是因为派克的关系，原本就重视民俗、民俗学且熟知孙末楠学说的吴文藻，将folkways置于了folklore之上，从而在相当意义上将社会学的民俗与民俗学的民俗区分了开来。吴文藻关于folkways和folklore的著述、讲授，影响到其弟子们对在20世纪30年代进展有年的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中旧瓶新酒，即已经被赋予现代性的“风俗”与“民俗”的认知和使用，并成为他们师生探知当时中国社会特质、属性的一把有效的钥匙。 瞿同祖的俗礼法 1934年，即将本科毕业的瞿同祖明确用“社会学的眼光”，把孙末楠对Folkways的民风、德型和制度的三分演绎为了在他看来更符合中国实情与文献的俗、礼、法三类，对进展有年的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元概念“民俗”首次进行了系统的社会学释读，此即刊载在《北平晨报》上的《俗、礼、法三者的关系》一文。 尽管除极个别人之外，中国民俗学界对瞿同祖基于社会学视角对“俗”“礼”的释义少有关注，但正如黄石所言：瞿同祖深挖下了民俗“正名学定义”的第一锄，“一扫向来含混妄滥的积弊”，做了“民俗学萌芽时代最值得致力的工作”。显然，瞿同祖后来对中国法律与社会的杰出研究，与他对风俗、民俗的熟悉和深研不无关系。 理论与实地研究的张力 不容否认，无论是冠之以风俗，还是礼俗，对孙末楠民俗学说吐故纳新并吸收社区论、功能论的燕大社会学，虽然有着民俗学基底并与民俗学缠绕前行，但始终是以社会学为旨归，即认知社会、乡村/乡土、农民、传统、民族并为之服务，及至改良礼俗。毫无疑义，黄迪完全是将孙末楠Folkways视为社会学经典，并用社会结构、动因、历程、秩序和变迁的社会学架构进行再诠释，将之统称为孙末楠的社会观。除硕士毕业论文之外，黄迪后来还专门刊文再论孙末楠学说中的这些核心问题。无论是社区论的本土化，还是功能论的落地，在高手如云并相互砥砺的燕大社会学系，黄迪显然举足轻重。 总之，如同费孝通、林耀华等一样，在相当意义上，与燕大社会学有着深度关联的黄迪、瞿同祖和李安宅、赵承信以及黄石等，其各自的学术生命历程都可以视为燕大社会学本土化历程的缩影。在20世纪前半叶，这些先行者都以各自的方式与成果，成就了燕大社会学以及中国社会学，正所谓百花盛开、春满燕园！显然，民俗学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甚至可以说与社会学两位一体。如果不正视民俗学在燕大社会学中的重要性，对中国现代社会学的认知就会存在偏差，并始终会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愁肠百结，及至陷于术语以及西方理论的沼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