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政策研究:艰难形成中的研究范式
作者:林小英
原发刊:《教育学术月刊》 2018-12
复印期刊:《教育学文摘》 2019-01
一、政策型研究与研究型政策的倡导 在前20年里,国内关于教育政策的书籍大多数都是政策文件汇编,作为研究某个时代的政府治理教育的历史证据供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使用。彼时中国的教育政策的研究类文献,还没有脱离站在政府行政体系内部来思考如何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的角度。1996年袁振国出版《教育政策学》一书系统移植和引荐公共政策领域的理论和模型,将政策过程分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侦测评估几个环节,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各种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概念和理论。循此路径,作者在1999年出版了《论中国教育政策的转变:对我国重点中学平等与效益的个案研究》一书,这是作者基于西方公共政策理论框架,实证性地讨论其在中国情境下的特殊性的适应情况的经验研究。这开启了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实证主义时代。 2000年迄今,袁振国主编了18期《中国教育政策评论》,每年征集教育政策研究的专题研究论文,以书代刊,结集出版,并在附录中梳理头一年的中国教育政策大事记,这可视做近20年来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指示器和风向标,其中可以窥见中国教育政策的历史轨迹和研究主题的相应变化。从2000年的第一期到2004年的第五期,每一期都按照理论探讨与实践评论两个模块征集研究论文。而这五期的教育实践研究与2005年以后的政策研究相比,更可归类为批判性和评论性的研究风格。在对政府出台的教育政策进行研究时,研究者们其实并没有秉持主编后来所强调的“政策型研究者”和“研究型决策者”两种角色互换的倡导,而是遵循“置身事外”的纯粹研究者的角色。 随着主编袁振国对教育活动中“决策文化”和“学术文化”分野的批判,认为“教育政策的制定脱离研究背景、缺乏理论支撑,教育理论的研究脱离现实要求、缺乏应用价值的状况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这使得直接面向政府的“决策咨询”的教育政策研究迅速崛起。实际上,在2001年《中国教育政策评论》第二期中,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者直接撰文为某种教育政策做倡导的文章就比较多了,2004年以后则越来越多,大大超出所谓学理性的教育政策研究的数量。自此《中国教育政策评论》每一期的文章都转向钟启泉所倡导的第二种取径,即对某个教育领域的政策内容的专题研究。到2015年,《中国教育政策评论》没有了明晰的主题,所集结的文章与当年政府颁布的政策形成了极为一致的呼应关系,在此之前依循公共政策领域以“政策过程”为核心的理论导向的实证化和规范化研究范式的努力越来越鲜见。2016年和2017年两期都集中于教育公平与其他分支主题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恰好是这几年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的公共教育问题。 二、教育政策研究的学科化努力 与此同时,高校内的研究者对教育政策研究的学科化努力则较为清晰。钟启泉在《教育政治学的新方向:教育政策分析》一文中综述了教育政治学的形成、成熟与转向,对“教育决策分析”这一“学术领域”的确立,采用了美国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几个代表性例子做证据,提出政策研究可以区分为“关于政策的分析”与“旨在政策的分析”。谢少华的《试论教育政策研究的分类及理论基础》清理并归类了国内外教育政策研究的几个类型:研究怎样才能制定出较为理想的教育政策,一项教育政策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具体研究某一项教育政策,分析教育政策的理论框架并判别教育政策的性质。冯增俊在《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定位分析》一文中就拿出今天的研究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态度提问:“中国基础教育正在稳步向普及义务教育迈进,但是政策定位仍不明确,中国是后发展型国家,教育仍很落后。这种落后是全面的,基础教育要抓,职业教育要抓,高等教育也要发展,处于全面出击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发展的政策应如何定位?”此时的教育政策研究还在做社会科学化的努力,研究结论都落脚于走出个案,旨在提出一般化的、可推广的政策过程的理论解释。然而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研究取向的宣称上,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上不但数量太少,而且研究质量也有明显的提升空间。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广泛接受来自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教育援助。受聘于这些援助项目的国际专家和在中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开展项目调研和实地推动的中国的学者真切地看到,“世界银行、重要的国际基金组织支持的教育研究项目差不多都是政策研究的项目”;“几乎所有著名大学都新增设了与教育政策研究有关的学院、系或研究方向,有的干脆将原先的教育学院、教育系改名为教育政策研究院、教育政策研究系或类似的名称;新增的以某一方面教育政策研究为刊名的杂志,有关教育政策研究的专著更是如雨后春笋。”这一动向,迅速被中国研究者捕捉到,在高校的教育学科下面自设教育政策研究方向作为博士生培养的新领域。2010年左右开始,当一些高校开始在招聘学术人员的广告中明确宣称需要“教育政策研究方向”的博士入职时,这种学科化努力算是有了一个坚实的可见成果。 三、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 2010年左右,陈学飞领衔的“北京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丛书”的系列作者们依照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的取向,出版了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系列重大高等教育政策过程的研究,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基于实证资料的教育政策基础研究、特别是在中国情境下的理论抽象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与前面所提及的两条路径的研究者一样,倡导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的研究者们也知道,就政策科学来说,可以分为把公共政策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政策研究、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方案的政策分析、为政策部门提供决策参考的政策咨询研究以及公共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等。 为了系统整理新近出现的教育政策过程理论,陈学飞团队在2011年出版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教育政策研究基础》一书,试图从早期的“教育政策学”的学科范式中脱离出来,注重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概念的厘清和应用,对于少用甚至不用的概念做了必要的舍弃,也试图提出有别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的基本框架。教材的撰写历时一个完整的国家五年规划时期,在此期间各种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教育政策研究文章越来越多,教材力图总结出“教育”属性在政策过程中的特殊位置或影响,遗憾的是,作者们未能给出明确的结论。 致力于教育政策研究学术化路径探索的学者,一般都将政策过程——包括议程设置、政策形成、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文本等在内——作为研究对象,政策内容则当做个案的外在特征处理。在该领域兴起的最初十年,研究者们的努力大多致力于此,尴尬也在于此。如果定位于政策过程研究,那么教育政策过程研究则是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应用领地,搜集的数据资料主要表现为西方理论在中国情境之中的证实或证伪。令人尴尬的是,这个层面的研究成果缺乏在大教育学科领域内的学术对话对象。如果定位于教育政策过程的应用研究,那么这种研究成果对决策者缺乏吸引力,他们认为这是对政府内部的行政过程的一种理想化的描述或者批判性的评价;而对教育实践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政策内容,而不是政策的运行过程。政策过程研究经常被一线教育工作者简化为诸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类的中国古老的民间哲学的西式验证版本。对于有着深厚的“学以致用”传统基因的中国教育政策研究者而言,这种尴尬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在做了十年左右的努力之后,化解第一种尴尬的方式就表现为,满足于个案研究,不去做或者少去做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方法论的提升。在过去近五年有关教育政策的研究发表中,很难提炼出一个聚焦的主题领域。由于教育改革的持续进行,在某个内容后加上“政策”二字,就可以直接构成一个教育政策研究的主题。当“政策”这个概念被应用得如此广泛之时,也就是其内涵被掏空之时。面对数量越来越多的教育政策研究期刊论文,很难用一个互斥而完备的分类体系将其概览之,更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争鸣与辩论,而这恰好是稳定的学术分支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 四、重大教育政策研究课题和教育决策智库的主导 1999年开始,面向新千年,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结构性的教育改革措施,集中体现在2月份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之中。这是跨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明确提出了2000年至2010年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1999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代表性政策就是2001年开始启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次课程改革,即“新课改”。由此,针对这方面的议题,产出了大量的教育政策研究成果。 教育政策研究的学科化努力,一开始就借用了政策研究的二分法,即“对政策的研究”和“为政策的研究”。2003年《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和2005年《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大部头课题报告的出版,便是学术研究支持政府教育决策的典型代表。教育政策的研究者也从高校的研究者扩展至政府决策者和执行者——实际上,教育政策这个领域从一开始就是在这样的融合地带吸收两边的资源而得到迅猛发展。当今,国家政策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政府的教育政策更是存在“政策积累法则”,即失败的政策导致进一步的政策,政策越来越多。再结合另一个“政策工具”理论——“政策无效法则”,即随着政策的不断执行,政策的意图结果越来越弱,非意图结果越来越明显。由此使得政府对于决策咨询的需求空前高涨。 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国家影响大量的教育决策后,1990年代在中国教育经济学领域广为人知,对政府的教育决策起到了直接的咨询作用。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对其他先发国家的决策经验,有着超乎寻常的学习动力。2010年开始,一些高校纷纷成立教育决策的智库,直接定位于政府教育决策咨询的功能。2011年教育部开始推行“协同创新”计划,促进了各智库除了自身提出政府关切的政策议题研究以外,还具备发包研究课题的职能,这进一步引导和强化了教育政策研究为政府决策服务的倾向。这种倾向也获得了来自国外科技政策领域新出现的理论的支持,即知识生产的“模式2”。知识生产的模式2经常被用来佐证教育决策智库所生产的知识的价值,人力资本理论的决策应用效果和这种科技创新的模式2路径直接被转向为政府决策服务的研究者拿来作为背书,可见教育政策研究范式形成过程的艰难与摇摆。 这一方面能够说明诸多教育决策智库成立的政府内在逻辑,也能看到“何为教育政策研究者”这一个问题的答案,即教育政策研究者没有清晰的边界,没有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共同致力于学科范式的建立、学术概念的清理、理论建构的代际传承。教育领域中的其他学科甚至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的研究者,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专门的教育政策研究者。尽管学科的分化本来就不是学科内部逻辑演变的结果,而是人们为了认识世界的方便而“格式化”出来的,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任何一个人或群体的独占领地,但不同的人员随时进出,确实使得教育政策的学科化尚未成型就已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