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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学生惩戒制度的历史发展与实践反思

作者:申素平#史三军

原发刊:《教育发展研究》 2018-21

复印期刊:《教育学文摘》 2019-01

  惩戒是高校学生教育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校对学生的惩戒权是高校自主管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惩戒对于维护校规尊严、实现教育目的具有重要意义,但其自身也应受到法律规范。如若实施不当,不仅会侵害学生合法权益,引起教育纠纷乃至诉讼,还会降低惩戒的教育效果,减损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本文拟对我国高校学生惩戒制度实施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历史梳理和反思,以期从实施层面进一步完善高校学生惩戒机制。

  一、学生惩戒的选择与适用

  惩戒之目的在于通过对不当行为施与否定性的评价与制裁,以避免其再次发生并促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惩戒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惩戒也是达成教育目的的手段,学生惩戒制度首先必须处理好教育与惩戒的关系,其次要在惩戒内部处理好惩戒类型的选择与适用问题。

  1.高校学生的惩戒类型

  惩戒类型作为高校学生惩戒制度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一直为我国立法所关注。早在1953年5月,高等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华东区高等学校处理学生学籍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即规定,学生违反教育纪律与学校规则,应受下列处分: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将批评教育与处分并列提出。1978年12月,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的暂行规定》,未将批评教育与处分作区分。1980年11月,教育部印发的《广播电视大学学生学籍管理暂行规定》不仅将批评教育作为独立于处分之外的惩戒措施单独列出,而且将其与处分的适用情形做了程度上的区分。

  1983年1月,教育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正式发布《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相比以前,此版规定正式将批评教育和纪律处分做出区分,并且在处分类型中增加了严重警告、勒令退学两种形式。1990年1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国家教委令第7号)发布,该规定基本维持了1983版的规定。2005年3月,教育部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比之于国家教委第7号令,在处分类型中删除了勒令退学。

  2017年2月,教育部再次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维持了教育部第21号令的惩戒类型,同时增加了处分解除的规定,除开除学籍处分以外,规定给予学生处分一般应当设置6到12个月的期限,到期按学校规定程序予以解除。解除处分后,学生获得表彰、奖励及其他权益,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

  通过对学生惩戒类型的梳理不难发现,除少部分官方文件外,高校学生惩戒类型基本都包括批评教育与纪律处分两类,而且自1983年之后,立法已逐步明确批评教育与纪律处分之间的情节轻重关系。纪律处分的具体类型在改革开放后基本确定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六种,因难以与开除学籍作出清晰区分,勒令退学作为一种处分类型在2005年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违纪的学生,立法始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精神,2017年最新立法修订增加处分解除期的规定,也体现出对教育与惩戒这一关系的辩证认识,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有利于教育目的的实现。

  2.当前学生惩戒实施的适用问题

  我国高校学生惩戒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发展和学界的深入研究,法律文本已逐渐稳定、规范,但在具体实践中,高校学生惩戒实施特别是惩戒适用上仍存在一些误区,重惩戒、轻教育的问题较为明显。

  惩戒包括批评教育与纪律处分两种类型,违反校纪并非一定要给予处分。实践中,一旦发现学生有违纪行为,校方往往聚焦于如何对学生实施惩戒,而对惩戒的教育效果考量不足,特别是在惩戒中过于倚重纪律处分而对批评教育有所忽视。在学生违反校纪时,并非一定要给予处分,亦可酌情予以批评教育。批评教育作为惩戒形式的一种,有其自身的作用与价值。高校针对违纪学生,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给予批评教育或是纪律处分。“违纪必受处分”不仅错误解读了法律文本的含义,而且背离了惩戒制度的目的。

  学生惩戒的实施应围绕有利于学生成长发展这一根本目的展开。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高校学生惩戒并不包括法定的考察期,受处分的学生往往在大学期间无法参与各种评优表彰,在学生群体中处于一种被边缘和放逐的状态。设立考察期,使学生在受处分后还有机会融入群体,这对实现教育引导、价值引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考察期制度的实施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首先,考察期内并非所有的评奖评优均不可参与;其次,考察期满后,校方应及时解除学生处分,必要时,可以规定考察期届满,除非校方提前告知不予解除,应视为当然解除;再次,在考察期的延长问题上,校方应予慎重对待,延长学生的考察期应有明确的规定,并应规定延期的最长时限。此外,对于处分考察期的学生,高校亦有必要建立、完善必要的教育引导机制。由此,才能充分发挥惩戒的应有作用,实现惩戒的目的。

  二、学生惩戒中的正当程序

  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裁量。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教育法治领域的正当程序要素逐步确立,但在具体实践中仍有诸多问题需要完善。

  1.学生惩戒程序的发展

  作为一种对受教育对象的负面评价,学生惩戒无论轻重,都会对学生的心理及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出于对受教育者权利的尊重,亦出于教育效果之考量,学生惩戒应当有相应的程序约束机制。但基于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和法治发展水平的限制,正当程序的要求很长一段时间未被明确提出,其具体内容也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一些高校在校规中规定了惩戒程序,体现了正当程序原则的一些重要因素。尽管如此,对于高校是否遵循或者如果违反相应程序如何处理,缺乏应有的约束和救济渠道。

  1989年4月《行政诉讼法》的出台,促进了学生惩戒领域正当程序原则的完善,在行政诉讼领域关于正当程序救济的保障机制初步建立。此后,1990年1月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指出,处理时要持慎重态度……对学生的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2005年和2017年两次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学生处分中的正当程序。

  20世纪末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教育行政诉讼案件则使正当程序原则由书面规定转变为法律实践,尤其是1998年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法官创造性地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对教育法治的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正当程序原则是裁决争端的基本原则及最低的公正标准。对于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行政机关没有自由裁量权。只是在法律未对正当程序原则设定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时,行政机关可以就履行正当程序的具体方式作出选择。

  2.当前学生处分中应当关注的程序问题

  尽管学生处分中的正当程序已通过部门规章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事实调查代替听取处分前的陈述与申辩。实践中,对于违纪的学生,学校往往在事实调查环节就完成了听取处分前的陈述与申辩。在此,我们需要明确,在事实调查的过程中,学校有义务听取学生的意见,学生也有权利申辩,但这属于事实调查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学校在作出拟处分意见后,应就处分的内容、事实和依据听取学生的陈述与申辩,此刻校方作出处分的事实法律或校规依据必须清晰而明确,这样学生的申辩才能更具针对性,对学生权益的保护也更具意义。

  另一方面,学生的申辩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学校在作出处分前应听取学生的陈述与申辩,听取陈述与申辩的主体是学校或者学校授权的处分作出机构,但现实中,学生的陈述申辩意见往往止步于基层工作人员或基层工作部门,而且是指控学生违纪的基层部门。这种做法,一方面使得学校的处分作出部门在作出处分时并未真正听取学生的申辩意见;另一方面,由指控学生违纪的部门代为听取、转述学生的申辩意见,控辩角色集于一身,这本身即有违程序公正。为此,基于效率和正义的考量,建议校方在听取陈述申辩意见时,尽量采取书面形式,并确保学生书面申辩意见能呈现于学校的处分决策机构。

  三、学生惩戒的校内申诉

  学生惩戒的救济是学生惩戒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惩戒救济方式之确立与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直接相关。学生与学校的法律关系一度被认为具有内部关系属性,只能通过申诉等内部途径解决其争议和纠纷,但随着教育法治的不断发展,这一关系已经有了重要变化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正式开启了诉讼之门,但申诉仍是教育法确定的一种重要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

  1.学生惩戒救济机制的发展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对于受惩戒学生的权利救济,在我国高校的管理实践中缺乏明确的规定。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将宪法中的公民申诉权加以具体化,规定学生在不服学校处分或认为其侵犯自己合法权益时,可以通过教育申诉得到救济。但毋庸讳言,虽然申诉的法律地位在形式上得以确立,但若切实发挥作用仍需对其运行机制做进一步的细化。2005年3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发布,该规定用了6个条款从人员组成、工作时限等方面对校内申诉机制作出了规定。2017年2月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就申诉专设一章,对申诉范围、申诉委员会、申诉结论等作出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定,进一步健全了申诉机制,以校内申诉为代表的学生惩戒救济机制渐趋完善。

  2.当前学生申诉实践存在的问题

  对申诉组织而言,具有作出独立判断的条件和能力是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但目前,高校的申诉组织可能还不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

  一方面,申诉组织缺乏保障其独立性的外部环境。在当前科层化、行政化的高校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处分的作出还是申诉的受理,其中主导的仍是行政逻辑,学生权力机构缺位,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机制尚不健全。

  另一方面,申诉组织的裁决能力有待进一步完善。申诉组织有效发挥作用固然需要合理的申诉机制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但这些都以申诉组织具备充分的裁决能力为基础。换言之,学生申诉组织的成员构成对有效发挥申诉组织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申诉与其他救济方式之间还存在模糊与交叉。就学校管理行为的监督与矫正,校内主要存在三种渠道:监察、信访与申诉。此三类救济方式在公立高校普遍存在,其性质与定位虽各有不同,但在学生权益保护上均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同时,此三种救济渠道彼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交叉,但彼此间又缺乏有效的沟通衔接,甚至基于其自身的工作准则,排斥与其他救济渠道衔接。

  政策变迁实质上就是行动者在一定环境制约下改变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过程。法治是一个生态环境,就校内而言,既需要惩戒制度自身的改进,还需要与其他相关制度加以区分和衔接,更需要营造一个尊重权利、恪守程序、崇尚法治的文化氛围,这样方有可能将学生惩戒机制从制度设计转变为管理实践;就国家层面而言,教育制度变迁的动力往往并不在制度自身,国家整体法治的进程对教育法治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教育法治的研究与发展,需要置身于国家的整体法治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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