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化资本”再审视
作者:程猛#吕雨欣#杨扬
原发刊:《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4
复印期刊:《教育学文摘》 2019-01
“缺乏文化资本”常常被用来解释社会底层子弟为何难以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陷入子承父业的泥沼。《“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以下简称物文)中尝试提出一种新观点——社会底层子弟尽管缺乏中上阶层子弟具有的文化资本,但他们的高学业成就(进入重点大学)却并非只是弥补中上阶层文化资本的结果,而是创生出了一种与其底层生命实践紧密相连、具有独特形态的文化资本——底层文化资本。基于阶层地位的先赋性动力、基于家庭处境的道德化思维以及与学校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心性品质共同铸造成了“底层文化资本”。 有师友曾对此提出疑问,特别是对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感到困惑。“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究竟算不算得上“文化资本”?相较于学界熟悉的文化资本概念,底层文化资本新意何在? 一、文化资本理论的“失败” 文化资本理论的核心逻辑在于多数劳工阶层子弟因缺乏中上阶层家庭子弟所具备的文化资本而难以取得高学业成就,只能延续父辈命运,从事劳工阶层工作。就这样,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优劣对应于文化资本的落差,物质世界的匮乏对应于精神世界的贫困,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与社会阶级的再生产实现了无缝连接。一种理论的失败,通常在于其“没能使人们意识到改变自己的世界”。带有“决定论色彩”的文化资本理论给教育、教师和学校涂上了一抹灰暗的色调,让人不禁生出悲戚和无力之心。 二、剩余性观念的启发 一旦我们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将注意力转向对社会底层家庭语言结构和教养方式的考察,我们就不免有些失望地发现带有决定论色彩又何止“文化资本”。 伯恩斯坦认为相比于劳动阶级家庭的“限制型编码”,中产阶级家庭的“精致型编码”更有利于在学校教育中取得成功。拉鲁则认为中产阶级“协同培养”的方式相比于贫困工人阶级家庭教养孩子采取的“成就自然成长”能够很大程度上让孩子“以一种逐渐生成的优越感的形式获得各种优势”。 尽管伯恩斯坦和拉鲁各自从语言编码和家庭教养方式的角度延展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但他们的研究相继发展出了一些与核心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的观念,这里暂且称之为“剩余性观念”。伯恩斯坦在肯定中产阶级家庭的“精致语码”更有助于子女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同时,也提出“局限语码使人有机会接触广泛可能存在的意思,灵巧性、微妙性和多种文化形成,接触到一种独特的审美观”。拉鲁也并非完全赞成中产阶级家庭“协作培养”的教养方式,而是认为劳工阶层家庭“自然成就成长”的教养方式也有其优势,但又不得不承认这一教养方式的优势与社会公共机构的内在组织准则是相背离的。 如若“限制型编码”和“成就自然成长”只是与公共教育机构扞格不入,那就无论如何辩解也难以逃脱“文化缺陷论”的阴影,富有同情心的研究者也总要不断面对内心复杂的情感矛盾。 三、“弥补说”及其理论疑点 只要反推文化资本理论的核心逻辑就能看似圆满地解释底层子弟取得学业突破的原因——少数底层子弟通过某种方式弥补了原生家庭文化资本(语言编码、教养方式)的不足和缺陷。国内研究者大都延续了这一逻辑,关注了那些取得低学业成就、可能子承父业的底层子弟(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弟)在文化资本上的缺陷。持这类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农村孩子在学校教育中处于文化上的劣势,拥有的是“劣势文化资本”,关键在于弥补城市优势群体的优势文化资本。这种“增加(弥补)文化资本方能获得学业成功”的观点(以下简称“弥补说”)长期以来为学界默认。 四、惯习与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 尽管物文已经初步提出了“底层文化资本”,但还有一个关键的疑问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底层子弟所生产出的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是否足以说明他们创生出的是一种独特类型的文化资本呢?相比于文化资本,“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更贴合人的心理、思维或性情,更靠近布迪厄所称的“惯习”。如若底层文化资本可以归入“惯习”,那么还能称之为文化资本吗? 布迪厄认为“资本表现为三种根本的类型(每一类下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出层次更低的类型),这就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布迪厄把“惯习”称作一个“性情系统”,他认为“惯习,而不是习惯,是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依照前述文化资本的分类,惯习作为一个“性情系统”与“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布迪厄也曾暗示惯习与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之间非同一般的紧密关联,认为“这种身体形态的资本是外部的财富划归到整个人身上,铸就一种无法瞬间传输的惯习”。在他看来,“去参加音乐会并不代表所有的听众都占有了音乐文化,唯有熟稔这些音乐作品内在逻辑的观众才是真正的占有者”,而“艺术作品的意义和趣味只向那些具有相应文化能力的人展露,遇到他们,其中的密码方可解码”。洪岩壁、赵延东曾形象地将资本和惯习的关系理解为:“资本就像是音乐会的门票,而惯习则是对音乐的欣赏能力。……这种欣赏能力也被认为是‘身体化的文化资本’”。 正是在“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这一维度上,“惯习”与“文化资本”得以相连。对于社会行动者而言,惯习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继承而来,而是创生的。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的生产不是像给空瓶子灌水,离不开行动者的主观意志与意义赋予。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文化资本的创生也是一个意义生产的过程,这就与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提出的文化生产产生了理论共振。底层子弟生产的“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既是在意志驱使下生产的一套独特的性情系统,也铸就了一种独特的、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 五、底层文化资本的辩证法 保罗·弗莱雷曾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断言:“说出一个真正的词,就意味着改变世界。”概念的反转既带来问题的反转,也可能带来权力的反转。目前学界对文化资本理论的理解在深刻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的内在机制的同时加固了人们对“文化缺陷论”的认可。底层子弟当然缺少中上阶层那种客观化、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但“物质及生活条件的贫穷,并不必然意味着精神的贫穷”。人们往往忽视底层子弟还有一颗中上阶层子弟所没有的单纯而充满“忧伤和愤怒”的心。 底层文化资本也并不仅是以东方思维(“物或损之而益”)碰撞西方理论(文化资本理论)所迸发出的一个新词,而是走出“文化缺陷论”泥沼的一次尝试。底层子弟的高学业成就既受制于底层的客观经济条件,又同时受益于其主观意向状态的创造性力量。此外,底层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往往伴随着极大的心理压力和内在焦虑,是一柄双刃剑。底层文化资本的生产以片面发展为代价,能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底层子弟大多是片面发展的苦修者,这对于他们的大学生活和以后的人生而言都意味着潜在的风险。正因为底层文化资本的不稳定和情境性,底层子弟的求学道路往往是脆弱的,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性”,高度依赖自由、公正、开放的制度环境以及能够持续提供激励的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