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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

作者:邱小云

原发刊:《红色文化学刊》 2017-9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18-02

  中国红色文化历史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值此中国红色文化百年之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文化的重要论述精神,系统研究中国红色文化一百年的形成、发展、传承、创新史,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红色文化研究现状与中国红色文化史的研究意义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已经百年,但“红色文化”作为学术概念进入研究领域是在新世纪以后。2004年,“红色文化”一词成为热点词汇,引发学术界开始对“红色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并且迅速升温,2016年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论文数量超过1043篇。具体而言,国内红色文化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关于红色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渠长根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语境下的红色文化研究》(2012)、周宿峰的《红色文化基本问题研究》(2014)和刘琨的《红色文化研究》(2015)等分别对红色文化的内涵与形式、生成机制与历史演进、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作了分析,重点都放在红色文化的教育功能与当代价值的挖掘与应用。综述性论文如朱桂莲的《近年来我国红色文化研究文献述评》(2010)对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研究视角作了梳理;魏本权的《2015年中国红色文化研究综述》(2016)总结了2015年红色文化研究在红色文化价值与功能、资源开发、大众传播、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红色基因等方面的新进展;邓显超、邓海霞《十年来国内红色文化概念研究述评》(2016)的梳理更为全面,整理了关于红色文化的定义、发展时空、内容构成、本质核心及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情况,认为“关于红色文化概念的研究现在还处在争鸣阶段,科学界定红色文化的理论任务尚未完成”。

  关于红色文化的内涵与形式研究。关于红色文化内涵的讨论最早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将红色文化等同于革命文化。汪疑今在《目前文化运动之两种性质》提出了当今文化运动出现了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两种不同的性质;李璜在《论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运动》中从批判角度分析了共产党领导文化运动取得的成效。唐耀章著《中国之新生命——东方文化运动》、《新青年》第一期刊载《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振清译《中国的反动文化和革命文化》、陈高佣著《文化革命和革命文化》、柳洲著《革命文化运动须要重新建立》《中国民族革命文化之史的发展提纲》等,他们指出文化都是具有阶级性质的,超越阶级和民族的文化是不存在,提出了任何文化运动都是革命性的,革命文化需要重建。田弘在《延安文化运动现势》中详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所开展的文化运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宗明在《论中共之文化运动》中分阶段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运动内容特点;罗迈在《边区的群众文化运动》分析了解放区群众文化运动情况。当代研究将红色文化的内涵延续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金民卿提出“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2015)。

  关于红色文化的价值与功能研究。这是迄今为止红色文化研究中的主流,如李康平的《红色资源研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2007)和《江西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2011)、韩延明的《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2013)、舒毅彪的《以红色资源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2014)、金民卿的《红色文化的精神传承与理想信念的当代建构》(2015)、陈世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2015)等,人们一致肯定红色文化在旅游开发、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公民价值观培养与党员党性修养等方面的价值与作用。

  关于红色文化形成与发展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如江峰的《中国红色文化形成的系统要素探析》(2010)、傅小清等人的《试论红色文化的生成机制》(2010)、刘孚威的《传承红色文化》(2011)、丁凤云的《红色文化与沂蒙精神》(2012)、刘红梅的《红色旅游与红色文化传承研究》(2012)、魏本权的《论20世纪以来中国红色文化的嬗变与重构》(2013)、刘润为的《红色文化与中国梦》(2013)、王升斌《红色文化的历史演进》(2014)等讨论了红色文化的形成及时限问题,但是鲜有对百年红色文化史完整、系统的研究。

  通过学术史梳理可以看出,尽管对红色文化的研究刚刚起步,对红色文化的概念仍在争鸣,有些基本共识已经形成。尽管如此,红色文化的研究还仍处于探索阶段,红色文化的研究仍存在较大的学术空间,有深化研究的必要。其最大的问题是对红色文化的历史解读不够。红色文化各历史形态的共性与个性、历史地位、传承发展以及相互关系,这些是我们理解“红色文化是什么”最重要的方面,而这些学界目前研究的并不够,特别是对红色文化百年历史的系统研究成果几乎没有,这对一个“红色文化”热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学界来说是一个遗憾。

  回到中国红色文化的源点,系统总结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与国情变化相结合,在中国大地上演进、传承的百年历程,深入探讨与提升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精髓,将科学界定红色文化的理论任务向前推进,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其一,红色文化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红色文化百年史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道路的形成、发展,有助于丰富党史学科内容,完善党史学科体系。其二,研究百年红色文化史,有利于反对当前学术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红色文化,“去其史”“断其史”的要害在于歪曲和否定红色文化史。深入系统研究红色文化史,是从学术上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正本清源之策。其三,系统总结红色文化百年演进的历史经验,有助于让红色文化释放更多的“时代红利”,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梦”提供更好的资政和育人服务。

  二、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史的基本范畴和历史分期

  中国红色文化史既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重要研究领域,更是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分支。中国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作为贯穿于一个世纪历史的中国红色文化,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只有把中国红色文化放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的大背景下研究,才能确立中国红色文化史的科学地位。中国红色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范畴包括中国红色文化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历史背景、社会作用、本质特征、发展规律、思想联系、价值取向等。其历史分期与中共党史分期一致,分为形成发展阶段、继承发展阶段和创新发展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斗争的写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动力,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过程的历史见证。具体来说,通过对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红色文化的初步形成、中央苏区时期以苏区文化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的渐次展开、延安时期以延安文化及抗战文化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的全面呈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胜利发展的梳理,从整体上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初步形成期: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从191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起点。这一时期红色文化作为初步形成阶段的精英文化主要表现在:一批年轻的优秀知识分子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党活动和其他革命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勇敢执著的精神文化影响深远。对这一时期,应把握好中国红色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这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红色文化孕育的土壤;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红色文化的理论源泉,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承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实践历程;中国革命的实践是中国红色文化形成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历史渊源;革命时代是中国红色文化产生的宏观背景。

  渐次展开期:苏区文化。这一时期从1927年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建立红军、开辟“红区”开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红色文化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等具有鲜明特征的精神文化。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红色政权。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思想,红色文化在苏区得到了蓬勃发展。“苏区文化是反映广大苏区人民群众意愿的一种大众文化。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后,深入广大乡村,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激起了乡村民众的革命热情。在苏区,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红色文化在民众教育、文学艺术、文化娱乐、新闻出版、革命精神与革命理想信念等方面,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文化的风格、气质和气象。”

  全面呈现期:延安文化与抗战文化。在延安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阐述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和正确途径。与其相一致,中国红色文化的各种特质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得到全方位的展现,形成了具有集大成意义的延安文化。其最突出的表现在:一是延安时期鲜明地打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旗帜,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是“民主的政府,廉洁的政府”。二是延安时期用实事求是来概括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贯穿于整个延安整风运动。三是在延安时期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从精神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的各种特质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得到全方位的展现,形成了具有集大成意义的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太行精神、延安整风精神等都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胜利发展期:解放区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力量摧枯拉朽,气势磅礴,红色文化迅速由区域性化成为全国社会的主导文化。这一时期形成的红色文化主要形态是以西柏坡精神为主要内涵的西柏坡红色文化。从精神层面来看,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等革命精神是西柏坡精神在不同地域的共同表现。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包括:“两个务必”“两个敢于”和“两个善于”的精神。“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敢于”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两个善于”的精神,即“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科学精神。这些精神内涵都是在由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转变、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其中“两个务必”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特征。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红色文化的继承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程度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以毛泽东号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为标志,全党全社会非常重视对红色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推动了以革命理想信念、革命优良传统等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鲜明烙印的文化精神,中国红色文化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继承发展阶段。

  建国初期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与红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的历史任务。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并不表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因此,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实现新民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保证和前提。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出版、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掀起一场红色文化宣讲与学习活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双百方针”的提出与红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1956年4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努力摸索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如何繁荣和发展文化问题上的新思考。这一时期的文化创作精品迭现,如《董存瑞》《平原游击队》《上甘岭》《铁道游击队》和《柳堡的故事》等著名红色题材作品,促进了文艺事业的繁荣,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60年代红色榜样的塑造与红色文化的继承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非常重视革命道德建设,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围绕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国共产党于60年代先后树立了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等,通过榜样的力量,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倡导一种新型的道德风尚,构建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新型的精神动力。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飞跃进程中,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一时期,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鲜明地呈现出改革开放时代特有的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阶段性特征,鲜明地呈现出红色文化在精神建设层面的时代特点,鲜明地呈现出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紧密联系的历史主题和文化使命,中国红色文化史由此进入创新发展阶段。

  历史转折和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1978年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解放、文化复苏。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红色文化全面开放,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复苏、发展、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红色歌曲从《南泥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北风吹》等发端于西北高原的老“西北风”,一直唱到《咱们工人有力量》《洪湖水,浪打浪》等,重新接续起了人们久别的历史情感,修补了因其断裂而造成的无限恐慌,使人民重新凝聚于党的红旗下。在文化领域的方针政策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双百”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大力弘扬以红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改革开放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不断实行“西化”“分化”图谋,中国红色文化面临严峻的形势。如何引导广大人民坚定社会主义的前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红色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强调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把文化建设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为红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保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不断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益激烈。作为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红色文化,如何应对西方“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淡化意识形态”的险恶用心,如何应对国内一些地方存在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课题摆在人们面前。对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任务,着力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党的十八以来)中国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使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中国红色文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也得到健康快速的发展。

  三、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中国红色文化的历史类型、具体形态

  针对中国红色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处理好中国红色文化史的纵向阶段划分与类型划分的关系。每个时期的红色文化有其不同的发展状况、表现形式、基本内涵,重点研究其内涵、共性与个性、历史地位、传承发展以及相互关系。如:左翼文化、苏区文化、延安文化、抗战文化、解放区文化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各具文化特质。特别是要重点从精神文化层面对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开展类型划分研究。

  红色文化的历史类型和形态研究视野要从“红区”拓宽到全社会领域。要重视对大学文化发展史的红色基因研究。如“五四”时期的北大校园文化、抗大文化、“一二九”时期的清华校园文化等,这些大学文化的历史形态是中国红色文化发展链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史的主题、主线和规律

  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史的历史主题是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一方面,中国红色文化是在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的,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民族复兴的丰富实践为红色文化提供了孕育土壤和时代背景。另一方面,红色文化引领了强国富民“中国梦”的现代发展方向,筑牢了“中国梦”的思想根基,提供了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实现“中国梦”的主题贯穿整个中国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全过程。

  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史的发展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红色文化通过由精英文化成为大众文化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群众,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时代的主题。红色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文化根基和路径选择。

  中国红色文化有其自身的本质特征和内在发展规律。通过彰显科学性、思想性、群众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等特征,红色文化“不忘初心”,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三)中国红色文化历史资源的时代价值研究

  中国红色文化是构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深入挖掘中国红色文化的历史资源,研究探索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路径,对于重建核心价值观、加强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中国,文化自信的关键是红色文化自信。红色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红色文化自信包括对红色文化历史的自信、对红色文化本质规律的自信、对红色文化精神品格的自信。回到中国红色文化的源点开展历史研究,就是为了“不忘初心”、树立自信。我们要研究红色文化在树立文化自信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自信视野下的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等问题。

  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其本质就是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们要重点探讨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关联,揭示其理论基础的同宗同源性、思想内涵的同质性、价值目标的一致性,探索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运用成果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成果的途径。

  红色文化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研究红色文化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及作用机制,研究如何充分开发和利用红色文化,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维护我国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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