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衍生风险
作者：姚崇#王嘉妮
原发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6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6-03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历了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历程，深刻改变信息生成与传播方式。然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其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影响也日益凸显。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性突破正引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智能技术广泛应用已构成当代社会形态演进重要物质基础。从技术批判辩证视角切入，系统考察智能算法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辩证运动过程，揭示技术异化、资本增殖与意识形态治理之间的复杂张力，剖析智能生态主流意识话语权构建呈现四重风险维度。 一、信息传播失控风险 在人工智能时代，信息传播形态与机制在技术革新中发生根本性变革。智能算法已突破技术工具原始范畴，演变为新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容易导致信息传播失控。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信息分发系统，建构起“数据、算法、主体”三元认知框架。这种框架具有双重异化表现：在现象层面形成信息茧房效应，用户被封闭在由兴趣图谱组成的认知闭环中；在本质层面实现意识形态“软性规训”，算法通过隐性议程设置影响主体认知结构。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需依赖话语内容多样、传播渠道多元和受众群体广泛，然而现象层面的信息茧房现象却对这些要素构成潜在威胁。由于信息茧房封闭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难以穿透信息茧房壁垒，传播范围和覆盖广度受限；信息茧房内信息缺乏多元性和客观性，易导致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知产生偏差。长此以往，这种信息传播失控风险不仅会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权威性，还将动摇其在社会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本质层面意识形态“软性规训”改变主体认知结构。算法设计和数据训练过程内嵌特定价值偏向，引发技术异化和算法偏见问题。机器体系使工人从属于资本的物质权力，在智能时代转化为“算法体系使认知从属于技术资本的符号权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此遭遇困境：算法黑箱导致传播渠道窄化，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垄断。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算法偏见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结构性矛盾。算法系统内嵌资本主义价值预设，这种技术异化不仅造成信息传播“逆向选择”——内容越符合资本增殖逻辑，就越具备传播势能，形成意识形态“算法俘获”现象：主流话语在技术优化压力下被迫进行话语调适，陷入由资本逻辑主导的价值评判体系，用户在这种技术主导的意识形态“软性规训”中会潜移默化改变自身认知结构，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效果。 二、价值传输冲突风险 在智能时代演进图谱中，人工智能技术演变为改变价值观念体系的革命性力量。这种技术和资本的共生关系构成“技术拜物教”当代形态——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形成物化意识，系统解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实践基础。 在数据量化层面，数据主义价值僭越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降维为可计算数据节点。社交媒体量化计算不仅消解价值判断主体性根基，更通过数据画像技术将人异化为“数字孪生”——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统治”，在智能时代具体化为“数据抽象”对真实存在的殖民。在价值评价层面，效率至上的技术理性改变价值生产评价体系。在价值生产层面，算法权力企业私有化制造价值生产领域“数字圈地运动”。平台企业掌控着价值符号生产与传播，对意识形态符号进行重新编码。这种私有化权力导致价值生产领域“公地悲剧”：公共价值议题在算法排序中让位于商业价值内容，文化传承功能在流量竞争中让步于娱乐消遣功能，形成价值生产系统性扭曲。 技术、资本合谋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算法俘获”现象。为适应算法分发规则，媒体会出现时政新闻娱乐化、重大议题碎片化、理论宣传媚俗化倾向。这种调适虽然获得短期流量收益，却造成价值传输目标根本性偏离。平台算法传播特性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体系被解构为单一热词标签，丧失其内在逻辑力量和理论魅力，技术通过愉悦体验而非暴力压迫实现意识形态控制，构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培育体系严峻挑战。 三、认知主权解构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认知中介化进程引发认识论层面范式危机，这种危机是数字资本主义对主体认知结构的系统性重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主客体在实践过程中辩证统一，而算法权力技术座架作用正在打破这一认识论传统，形成“算法中介化认知”新型认识模态。当深度学习系统深度嵌入人类认知链条，技术理性演变为塑造认知框架建构性力量，导致认知主体从实践主体向数据客体根本性异化。 算法殖民主义制造认知主体“数字异化”。马克思揭示的异化现象在智能时代发展为“数字异化”四重样态。一是认知异化，表现为算法思维对主体理性替代。二是交往异化，呈现为人机交互对主体间性消解。三是存在异化，体现为数据画像对主体身份建构，当推荐算法塑造文化认同，个体存在已然陷入“数字决定论”牢笼。四是价值异化，表现为流量逻辑影响价值尺度。 认知主权解构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形成三重解域化冲击。第一，价值排序算法化操纵消解意识形态话语解释权。“数字异化”下认知主体无法拼接话语碎片，意识形态话语建构逻辑便可能遭遇认识论危机。第二，话语认同机制数据异化瓦解意识形态话语领导权。算法系统将意识形态认同异化为可操控数据工程，价值认同不再源于价值判断理性协商，而是受制于算法优化。第三，认同建构数据化霸权冲击意识形态话语构建凝聚力。平台企业通过数据垄断和算法黑箱，掌控认知资源分配权与解释权，形成数字时代“认知圈地运动”。三重危机叠加效应表明认知主权争夺已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新战场。 四、制度理性消解风险 智能技术治理引发政治哲学层面范式转型，这种转型在提升治理效能表象下，潜藏着制度理性消解的深层风险。当算法装置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便形成“技术理性、政治权力、资本逻辑”拓扑纠缠，这种纠缠正在改变意识形态话语权制度性基础。 技术治理异化实质是资本逻辑对治理理性系统性侵蚀。马克思所揭示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论断，在智能时代获得新诠释维度。技术治理异化遵循“形式合理化、实质非理性化”辩证路径：在表层呈现为治理效率量化提升，在深层却引发治理价值结构性偏移。哈贝马斯批判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物化”在智能治理中呈现技术增强形态。制度理性消解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形成冲击。（1）话语生产关系技术变革。信息经由算法系统过滤分发，导致话语权主体向技术平台偏移，形成意识形态话语“平台化依赖”，削弱话语生产主体意识形态领导权。（2）话语阐释权算法让渡。智能技术对话语文本向量化解析，使话语阐释从辩证理解退化为语义匹配，造成对主流话语隐性解构。（3）话语生产技术垄断。算法推荐成为话语生产“数字水闸”，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受制于流量规则。这种“数字泰勒主义”话语操控，使话语生产可能沦为资本增殖附庸，导致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技术架空”危机。 技术治理异化深层危机在于引发制度理性自我消解循环。智能系统自我强化特性与市场逻辑结合，导致治理创新陷入“技术锁定”怪圈，即技术优化越是追求治理效能，制度理性越偏离价值本质；偏离加剧又催生更强技术依赖。当前风险是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矛盾新形态，其特殊性在于：技术作为生产力代表，通过治理系统反向作用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关系结构，形成连锁反应，最终影响意识形态话语权制度根基。 原文标题为《人工智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衍生风险与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