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术语的革命”蕴含的方法论及其启示
作者：姜越#贺新元
原发刊：《毛泽东研究》 2026-1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6-03
思想体系的构建与跃升，往往发轫于核心术语的变革与创新。运用“术语的革命”这一分析工具，就能够更清晰地透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为了应对新实践中产生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坚定不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进行包括“术语的革命”在内的理论创新，最终形成了既凸显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特征，又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时代要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一、“术语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术语的革命”并非简单的语词更替，而是社会革命在思想领域的先声与回响。它是指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驱动下，用以认识、描述和改造世界的概念与范畴体系所发生的革命性重构过程。它既是对社会现实变革的理论应答，也是动员革命力量、掌握历史主动的思想武器。 “术语”是存在于特定社会实践场域中的语言的专门化与理论化形态，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本质关系的能动把握和理论建构，它构成了一门科学进行逻辑思维、理论表述和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单元和核心节点。新的命题的提出和论证，总是伴随着术语的革新。于是，恩格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科学革命意义出发，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时代进步、实践创新、认识发展为“术语的革命”提供了丰厚土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永葆其理论生命力，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能够站在时代前沿，紧扣现实实践，创造具有时代标识的术语，对于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不仅有话可说，而且言之有理。这一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再次印证了“‘术语的革命’并非偶然性事件，而是实践发展促成认识转换的历史必然。当人类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和交往的实践发生变革时，就必然引发‘术语的革命’”。基于这一规律性认识，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创新术语体系势在必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术语的革命”不是一种可选择的策略，而是一条内生于理论自身发展逻辑，契合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要求的必然路径。 二、邓小平理论“术语的革命”蕴含的方法论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马克思主义“术语的革命”的形式既包括对既有概念的继承、批判和改造，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思想总结和理论创造。邓小平理论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展开“术语的革命”，以此实现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 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最初的概念框架和话语资源，也是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的坚实起点。在整体方法论的指引下，邓小平始终从社会历史的总体联系中把握中国的发展问题。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牢牢把握发展作为事物前进运动与新旧更替必然过程的实质，深刻领会发展的绝对性、静止的相对性以及发展的曲折性，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这就指明了发展的绝对性和优先性，突出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加快发展的客观性、迫切性，澄清了在发展问题上的认识误区，打破了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保守和迟疑。邓小平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为发展创造稳定的国内环境和有利的外部条件等要求，充分体现了其在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引领下，对内部动力和外部条件进行辩证统筹的思想。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的继承，从根本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从物质实践出发理解社会矛盾运动的世界观内核。这种术语层面的连续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工具的集中体现，也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血脉相连”。更为关键的是，对基本术语的坚守，为在实践中辨别和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提供了理论基准，保障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始终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稳步前行。 （二）在继承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 在构建科学体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理论始终贯穿着“联系”“发展”“人民”“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基本术语，意味着须立足于改革开放生动实践，丰富和拓展基本术语的内涵与外延，实现方法创新与观念更新。 从社会历史观的视角来看，邓小平理论对生产力决定作用和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拓宽了“生产力”基本术语的解释维度。着眼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以及对世界科技发展现实状况的分析，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独到见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观点，进一步将科学技术置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邓小平还从生产力的角度系统阐释了改革的历史意义和现实路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两大命题相互支撑，将“生产力”基本术语从革命语境推进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语境，准确把握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新特征。 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是共产党人认识和分析人类社会的重要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需要与生产的关系出发，重新思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再定义，精确锚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形态，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回归于满足人民需要，恢复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为改革开放战略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有力的实践抓手。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邓小平依据历史发展整体性与阶段性辩证统一的基本观点，既坚持“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的指引地位，又将其落实为扎根现实的社会实践。邓小平理论以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为坐标，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实践，拓展“共产主义”基本术语的实践内涵，从而实现了崇高理想与现实路径的高度统一。 总体而言，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的创造性运用，呈现出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协同并重，在“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的前提下实现术语内涵的与时俱进。二是理论承续与实践发展相互促进，改革开放实践是术语创新的内生动力，并始终服务于这一实践的现实需要。三是科学方法论与人民价值导向有机结合，不但完善了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也强化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归宿。 （三）在坚持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提出一系列新术语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邓小平创造的诸如“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新理念，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范畴和标识性概念，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座理论“大厦”的底座性构件。 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迷思，邓小平的理论探索超越了拘泥于具体特征的传统思路，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人民根本价值诉求出发，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新命题，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界定，强调目标和手段的统一，突出生产力的基础地位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的本质”术语的形成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完成了从特征描述到本质界定的理论飞跃。在全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指引下，邓小平理论建构了一个逻辑严密、相互支撑的术语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各方面条件相对薄弱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了全部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历史方位，是中国避开“左”的或右的干扰的现实基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了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宣告了独立自主、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除了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的僵化认识，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革命性机制创新；“改革开放”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共同构成新时期中国发展的动力和政治保障，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巨轮的航向正确。 邓小平理论的术语构建，坚持实践本源，突出问题导向，注重历史衔接。由此形成的新术语，精准反映了中国发展的现实脉络，有力形塑并推动了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三、邓小平理论“术语的革命”的现实启示 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并加以创造性运用，在坚持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术语创新，经此“术语的革命”形成的术语体系，是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凝结。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术语的革命”的典范，其所开创的系列创新话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其所蕴含的系列方法论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坚持赓续魂脉与回应时代相统一 在术语的演进中，赓续魂脉是指抓住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精髓要义，确保“术语的革命”始终是在同一理论源流内延续与发展。邓小平理论继承了“阶级”“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的核心内涵。邓小平理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以“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四项基本原则”等术语回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命题。 （二）坚持话语转化与民族特色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扎根，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能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带有西方语境色彩的基本术语和表达方式，创造性地转化为符合中国人民思维习惯和语言审美的表述。邓小平善于挖掘、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话语概念。邓小平理论通过激活富含中华民族智慧的语汇，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中国人民听得懂、用得上的思想武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绝不能生搬硬套外来的概念和话语，而是必须深挖民族文化资源，实现外来理论的本土化重构。 （三）坚持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相统一 解决中国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出发点。与此同时，其视野和意义不断超越国界，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主动与世界对话，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邓小平一直注重把国情和世情统一起来思考。遵循“以中国为根基，以世界为关照”的实践逻辑，新时代“术语的革命”在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将中国解决具体问题的独特经验，提炼为能够解释同类世界性问题的概念和理论。二是促进中国发展议题与世界发展议题联动。三是加强术语的对外翻译和阐释工作，寻求中外对话的最大公约数。总之，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世界各国共同绘就人类美好未来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