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出场境域、构建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者：苏杭#郑玮
原发刊：《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5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6-03
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需求的系统性回应，是经由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检验，被证明完全正确的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制度话语权，是指对政党制度的发言权、表述权与解释权，其效力最终表现为所产生的影响力、说服力与引导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内政治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在国际话语场域中仍面临“失语”困境。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偏见与政治战略意图，抹黑、歪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长期挤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传播空间，导致国际社会对制度本质意涵产生认知偏差。究其根本，在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鉴于此，破除西方话语霸权围剿式打压，回应国际社会对制度实践的质疑，构建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亟须解决的核心议题。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出场境域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秩序加速变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迎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历史契机。“多元发声”的话语格局拓展了制度阐释空间，“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筑牢了话语权提升根基，“文明互鉴”的对话模式搭建了平等交流平台。中国亟须把握这一机遇，全面提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政治格局中的“声音”“音效”，切实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一）话语竞争的时代特征：从“一元独白”到“多元发声” 各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在话语权分配上却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其深层根源在于综合国力的结构性差异。具体到政党制度领域，西方国家凭借经济、科技与军事领域的绝对优势，构建起以“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为核心的话语霸权体系，将自身政党制度塑造成唯一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普世模式”，以带有强烈优越感与排他性的姿态向全球推广，以期形成世界政党制度领域“一元独白”的话语权格局。 随着全球力量版图重塑，国际话语权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多元主体参与国际话语权构建的历史契机已然到来。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话语权格局逐渐瓦解，“多元发声”的国际话语权格局逐步形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迎来话语空间不断拓展的时代机遇。同时，数字技术革命进一步加速了国际话语权格局的转型进程。互联网、社交媒体与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使信息生产与传播权力从传统西方大国向世界各国平等延伸、从传统精英媒体向多元主体扩散，推动全球舆论场呈现“去中心化”特征。这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垄断信息流动的格局，也削弱了其对全球舆论场的单向控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突破西方叙事围堵、拓展话语空间、参与世界政党制度对话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制度实践的现实图景：从“西方之乱”到“中国之治” 制度优势是话语权生成的基础支撑。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党制度普遍深陷党派纷争、治理失效等困境，生搬硬套西方政党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国家分裂等危机，致使人们对西方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深刻怀疑。与此相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凭借独特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种“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鲜明对比，构成中西方制度实践的现实图景，为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扎实的实践基础与底气来源。 （三）文明对话的历史契机：从“文明冲突”到“文明互鉴” 话语权本质是话语主体通过特定话语内容影响话语客体思想与行为的过程，其生成前提在于话语主客体间形成有效的话语关系。唯有搭建平等交流互鉴平台，形成主客体良性互动的话语关系，国际话语权才能真正落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为维护霸权统治，将文明差异异化为“文明冲突”。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全球性挑战突破单一文明治理模式，数字技术打破文明交流的时空壁垒，“文明互鉴”正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共识。在此背景下，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制性被消解，不同文明迎来平等对话的历史契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文明对话中，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既不将自己的制度模式强加于人，也不贬低他国的政党制度。 提升国际话语权不仅依赖于话语关系的建立，更取决于话语客体的认同。这种认同绝非单向输出的强制结果，而是建立在价值共鸣与利益契合之上的主动认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能够为破解全球政党制度秩序危机引发的治理困境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构建逻辑 国际话语权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其中，“权利”对应话语资格，意指在国际社会中平等表达观点的资格；“权力”是指作用于其他行为主体的能力，意指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并获得认同的能力。话语则是连接权利与权力的桥梁和载体。面向特定的话语场景，从生产与之相适应的话语内容，到构建能够被普遍理解的话语意义，再到采取有效的话语传播策略，话语权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生成并发挥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由话语供给力、话语竞争力、话语影响力等核心要素构成。话语供给力承载话语权的内容基础，话语竞争力对应话语权的价值内核，话语影响力体现话语权的实践成效。 （一）以话语内容奠定表达基础：话语供给力的生成逻辑 话语供给力是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其本质在于解决“说什么”的根本问题。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而言，话语供给力体现为对其内含的新理念、新理论、新思想及其实践效能进行系统概括和理论提炼，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话语表达，进而向国际政党政治话语体系提供有效供给的能力。“话语权不同于其他社会权力之处就在于其作用方式的非外部强制性”，话语权的非强制性特征决定了其作用效果首先来自话语接受者对话语内容的思想认同，因此，话语供给力在整个话语权构建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话语供给力的生成遵循从实践到理论、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认知逻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在制度设计、运行机制、治理效能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实践经验构成了话语供给的原始素材。话语供给力的生成过程就是将这些分散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化整合，提炼出具有理论价值和普遍意义的核心观点，形成能够回应时代问题、解释制度优势、阐明价值追求的话语内容体系。 （二）以话语意义涵养价值内核：话语竞争力的演进逻辑 话语竞争力是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其本质在于解决“为什么说”的价值问题。在国际政治传播的复杂语境中，各种政治制度话语相互竞争，话语竞争力决定了特定话语能否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竞争力源于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深厚的价值内涵，体现为不同于西方经验、西方价值、西方思维方式的话语模式。 话语竞争力的演进遵循从文化基因到价值内核、从差异到认同的发展逻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基因。然而，文化基因要转化为话语竞争力，必须经过价值提炼和意义阐释，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容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使之能够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产生共鸣。 （三）以话语传播实现认同转化：话语影响力的塑造逻辑 话语影响力是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其本质在于解决“怎么说”的传播问题。话语影响力体现为通过有效传播使话语内容作用于他者并产生实际改变的能力，是话语权从潜在状态向显在状态转化的关键。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而言，话语影响力的核心目标不仅是让国际社会“听到”中国政党制度声音，更重要的是实现从陌生到熟悉、从质疑到理解、从排斥到认同的深层转化。 话语影响力的塑造遵循从传播到接受、从认知到认同、从个体到群体的作用逻辑。话语传播是话语影响力发挥作用的基本途径，但传播效果的实现需经过复杂的中介过程。首先是认知层面的转化，通过有效传播帮助国际社会准确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真实内容，消除误解和偏见；其次是理解层面的转化，在准确认知的基础上促进国际社会对制度逻辑和运行机制的深入理解；最后是认同层面的转化，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获得价值和情感认同，实现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借鉴的转变。 三、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实践路径 话语权既非凭空产生，亦非自我标榜或外部施舍，必须通过主动争取与系统构建才能掌握。为此，需从话语本体、话语主体、话语载体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话语本体是基础，解决“如何将制度实践与优势转化为国际社会认可的话语内容”；话语主体是支撑，回答“由谁来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声音”；话语载体是路径，聚焦“如何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一）本体建构：打造“三新”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传递制度价值的重要载体。当前国际社会之所以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存在认知偏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尚未构建起一套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因此需着力打造以新概念、新叙事、新理论为支撑的“三新”话语体系，切实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解释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丰富的概念范畴，大体可分为输入性概念与原创性概念两类。构建新概念关键在于对这两类概念进行中国化阐释与世界化表达，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清晰的概念坐标。需系统梳理原创性概念的历史来源、发展演变、本质内涵与核心内容，提升概念的规范性与学理深度，夯实世界化表达的学理根基。在坚守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应遵循国际传播规律，推动民族话语与国际主流话语有机融合，增强概念的国际通识性与传播性。 叙事方式是增强传播效果的关键路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叙事需遵循真实性、包容性、道义性原则，以真诚、开放、负责任的姿态展现制度价值。一是坚持真实性，客观呈现全貌。二是坚持包容性，促进理解与认同。三是坚持道义性，彰显责任担当。 （二）主体协同：构建多元一体传播格局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建者、践行者、维护者，也是制度核心传播主体，应自觉肩负起塑造政党制度国际形象、推动政党制度有效传播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担当。 当前，国际社会对我国参政党角色认知不足，甚至将其视为“摆设”“装饰”，这一认知偏差严重制约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传播效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直接实践者，应强化政治担当，主动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国际形象，自觉增强政党制度的国际认同度与话语公信力。 人民群众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切实受益者，是展现制度优势最鲜活、最具说服力的话语主体，应增强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主动承担传播责任。一是立足生活叙事，展现制度温度。二是发挥界别优势，强化分工协作。 （三）载体拓展：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 国际传播本质是信息与思想的跨文化流通，而抽象的信息与思想只有通过媒介转化才能被感知和理解。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技术先发优势与历史积累，在内容生产、平台控制、技术应用等多个层面构建起系统性传播优势，主导国际舆论。相比之下，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仍显滞后，主要表现为传播渠道分散、自主平台影响力有限、技术赋能应用不足等问题，这些因素制约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国际表达。为突破这一困境，亟须从媒体融合、平台支撑、技术赋能三个维度构建立体化全媒体传播矩阵，形成渠道贯通、平台自主、技术驱动的传播格局。 媒体融合是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的基础工程。当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传播存在渠道分散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缺乏协同，境内媒体与境外媒体缺少联动，导致传播合力不足。应推动多类型媒体深度融合，实现全渠道贯通与内容统筹分发，形成协同高效的传播体系。一是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协同联动，打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界限壁垒，建立统一的内容生产与分发机制。二是促进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互补配合，建立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协作机制。三是实现境内媒体与境外媒体联动布局。 平台是内容传播的载体与渠道，是国际话语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数字时代，平台算法与内容分发机制深度嵌入特定价值导向，已超越信息传播功能，成为重塑国际舆论格局与意识形态竞争的新兴场域。由于国际主流平台多由西方国家掌控，其算法和价值导向易导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声音被边缘化甚至消解，因此应构建自主可控、影响力强的传播平台体系，掌握国际传播的主动权与主导权。一是巩固传统媒体平台的基础地位。二是构建自主数字平台的传播网络。三是善用国际主流平台的传播渠道。 技术是提升传播效能的关键驱动力。数字时代，算法推荐、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逻辑，因此应充分运用智能技术赋能国际传播，实现从粗放式传播向精准化传播的转变。一是强化算法技术的自主创新与应用。二是善用大数据分析实现精准传播。借助大数据技术精准识别不同国家、地区、文化背景受众的信息偏好、认知习惯与价值取向，构建受众画像，为内容生产和传播策略提供数据支撑，实现信息传播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三是探索新兴技术的创新应用。 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未来仍将是各国博弈的重点领域。当前，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迎来主观意愿增强和外部客观条件向好的双重机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影响力与认知度逐步增强。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维护其政党制度话语霸权，相较于以往采取了更多新手段：话语范畴不断延伸，从政界、学术界拓展至全网空间，渗透至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技术手段持续升级，从传统媒体全面转向数字媒体，并依托算法操纵与数据霸权对信息来源与传播流向实施深度控制；话语传播主体多元化，由政府主导转向政府、政党、社会组织乃至普通民众协同参与等。这些新手段使针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负面言论更具迷惑性、扩散性与隐蔽性。尤其在数字时代，国际话语权竞争已由单一的价值体系博弈，演化为价值体系与技术应用的双重博弈。由此可见，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应做好长远规划与战略布局，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不断探索如何利用媒体技术突破信息壁垒、重塑话语优势，保持定力、持久发力，不断提升和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