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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分析批判

作者:陆建森#宋来

原发刊:《理论视野》 2026-1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6-03

  列宁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谱系中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之一。在帝国主义战争激化、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列宁没有拘泥于民主形式的抽象比较,而是穿透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普世”表象,深刻剖析其阶级本质与历史局限性,将民主问题从抽象的争论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列宁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为正确认识当代西方民主、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提供重要思想镜鉴。

  一、列宁批判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主要内容

  列宁辩证地批判西方代议制民主,他不仅肯定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在反对封建专制、推动人类政治发展中的历史进步性,也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历史局限性。

  (一)揭示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本质

  列宁基于唯物史观对西方代议制民主进行深刻批判,他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经济基础的阶级属性,直接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服务对象,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代议制民主必然只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列宁肯定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历史进步性,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它打破了封建制度下“君权神授”的权力逻辑,以“主权在民”的理念取代了等级特权,通过建立议会机构和选举制度,将政治权力的运行纳入制度化轨道,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然而,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美丽外衣”之下,始终隐藏着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这种本质在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便会彻底撕下伪装暴露无遗。列宁以19世纪末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美国资本家动用雇佣军队对罢工者的血腥屠杀事件等为例,指出这些事实和无数类似的事实都证明了,“每当剥削者开始感到资本的权力发生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会公开表现出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调整,“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任何民主都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资产阶级专政”,民主就不会是“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只能成为“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在揭示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阶级本质后,列宁进一步将批判的焦点转向民主的具体形式——西方代议制民主下的议会制与选举制。

  (二)剖析西方议会制与普选制的虚伪性

  列宁对西方议会制的批判始终立足辩证视角。列宁肯定代议制民主在培育工人阶级政治意识、搭建政治参与平台等方面的历史作用。但随着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资产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将代议制扭曲为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列宁尖锐地戳破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民主假象”,直指其核心症结在于沦为脱离实际的“清谈馆”。议会虽被标榜为最高立法和决策机构,实则沦为形式化的政治表演场,议会活动仅是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功能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议会的存在只是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块遮羞布。

  对于西方普选制,列宁也对其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指出,“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大进步”,这种进步性在于它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对政治参与的垄断,以形式上的“普遍参与”取代了身份特权,为民众提供了接触政治的渠道,客观上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但列宁更尖锐地指出,在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的前提下,普选制早已沦为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西方的选举看似公平,实则选举只不过是“阿谀奉承、漫天撒谎、招摇撞骗、玩弄流行的”骗局。列宁指出,“事实上,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是由金钱决定”,资产阶级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金钱越来越成为这种民主制度中的关键要素,而且成为公开的、明目张胆的、不加任何隐讳的因素。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选举制度最终只能产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客,而非真正的人民代表,民众仅在投票时被“唤醒”,选举结束后便进入“休眠期”。在揭示了西方议会制与普选制的虚伪性后,列宁进一步批判西方代议制民主下多党制的弊端。

  (三)批判西方多党制的弊端

  列宁对西方多党制的批判,既未陷入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误区,也未被其“民主多元”的表象所迷惑,而是深刻阐释其进步性与局限性。相较于封建制度,西方多党制的出现无疑具有进步性。在封建时代,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政治决策完全服务于封建特权阶层,人民毫无政治参与权利。而西方多党制的兴起,以政党竞争的形式打破了权力垄断的僵局。政党通过吸纳不同阶层诉求、提出差异化政治纲领参与竞选,客观上为民众提供了参与政治的途径。

  然而,资产阶级多党制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其一,党争制度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西方政党制度的目的是争夺权力,而非维护民众利益。列宁以法国“激进社会党”等资产阶级政党为例,指出其竞选时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许下漂亮的诺言,措辞含糊,刻意回避实现诺言的实际条件。这些政党依附于资本家,若不打破“资本的利润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人民群众的利益便无从谈起。其二,党派关系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西方政党与资本的勾结,使其沦为私利交换的工具。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警察作为政党维护统治的工具,或被资本家直接收买,或受富人“庇护”,沦为压迫穷人的帮派。而政党一旦执政,便“厚颜无耻地把肥缺分配给自己的拥护者”,政客借党派关系谋取承租权、津贴等私利。其三,资产阶级政党为压制无产阶级而相互勾结。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不同资产阶级政党放下分歧、抱团镇压。列宁指出,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虽标榜“民主”,却已“明确地背弃了革命,并且力求同反革命勾结起来阻止革命”,其目标是“以防无产阶级侵犯的正规的资产阶级社会”。

  二、列宁批判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当代价值

  列宁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形成于20世纪初帝国主义战争与俄国革命的历史语境,任时间流逝,物换星移,列宁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西方民主和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思想镜鉴。

  (一)为正确认识当代西方民主提供了科学指南

  事实上,经历了数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当代资本主义民主表现出一定的发展潜力和生命力,也让“必然灭亡”的资本主义民主看起来似乎“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如何穿透这些日益精巧的制度表象,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列宁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恰是破解这一难题的科学指南。

  列宁深刻洞察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本质,其阶级属性决定了它只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论断并未因资本主义民主机制的完善而失效,反而被不断涌现的现实所印证。从西方民主的本质看,当代资本主义民主的“成熟化”,本质上是资本操控民主的方式从“粗放型”转向“精细化”的过程,制度的完善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非真正实现“人民民主”。只要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不变,民主就始终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无法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从西方民主的内在矛盾看,列宁揭示的“形式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对立,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没有消解,反而因贫富分化加剧而更趋尖锐。当代资本主义民主通过扩大投票权范围、完善社会保障等方式,营造出“全民享有民主”的表象,但私有制下的阶级分化使得不同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呈现天壤之别,高收入群体可以通过政治捐款、参与智库、媒体发声等多种方式影响政策,而低收入群体即使拥有投票权,也因缺乏组织资源、信息渠道和政策话语权,其诉求难以进入政策议程。

  (二)为解构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提供了理论武器

  当前,西方国家将“程序民主”奉为民主的圭臬,把“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周期性选举”等形式化流程,打造成定义民主的“黄金标准”,并借助经济优势、媒体霸权与国际组织影响力,向全球强势输出这套民主话语,凡不符合西方设定的民主标准,便被贴上“非民主”“威权”的标签,在民主话语领域推行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这种“程序至上”的民主话语,正潜移默化地侵蚀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拿起列宁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理论武器,解构西方民主话语霸权。

  首先,西方“程序民主”是哪个阶级的民主?根据列宁的阶级分析法可知,西方的“程序民主”并非真正的人民民主,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其次,西方“程序民主”能代表民主吗?列宁指出:“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民主的内涵并非等于“程序民主”。而现代资产阶级所谓“程序民主”只是熊彼特意义上的民主,其将民主简化为选举民主。基于此,资本主义“程序民主”不能代表民主,在“程序民主”制度下,人民不是行使权力的主体,而是被动的客体。最后,西方“程序民主”的实效如何?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检验民主实效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程序民主”,尽管实行“一人一票”,但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广大人民只能止步于选举环节,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人民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由此可见,资本可以给大众以投票权,但是资本不会给大众以广泛的实质性参与权,西方民主只是“装饰品”,无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三)为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指明了方向

  当前,风雨飘摇的西式民主被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而行之有效的中国政治模式,却经常处于遭人诟病的弱势地位。西方国家凭借其长期掌握的话语霸权,惯于以“专制”“威权”等标签审视非西方国家,导致中国真实形象与西方主观印象之间存在巨大“反差”,使中国在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民主话语权是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重大问题,列宁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为我们突破当前的话语困境,提升中国民主的国际认同度提供了理论指引。

  长期以来,在中国民主的形象塑造上,更多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他塑”而非中国的“自塑”。要扭转中国民主在国际上“失声”和“挨骂”的局面,必须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体系。列宁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其重要的目的之一是要建立一种更高级的、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话语和政权形式。如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新时代构建自身民主话语体系的重要体现。在国际传播中,不应陷入西方设置的“形式民主”话语陷阱,纠结于“是否有竞争性选举”等表面问题,而应聚焦民主的本质。系统地总结和提炼中国民主的实践智慧与理论创新,用国际社会能够听懂、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这意味着我们的对外传播不仅要说明“我们有什么”,更要阐释“为什么有效”以及“带来了什么”,将民主的话语从空洞的程序争论拉回到具体的民生改善、国家治理和人的全面发展上来。通过主动设置议题,界定民主的评判标准,不断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从而扭转国际话语“失语”局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变“失语”为“主语”。

  原文标题为《列宁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分析批判及其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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