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争论
作者：谢亚洲#杨景钦
原发刊：《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1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6-03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西欧资本主义短暂繁荣与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新挑战的双重背景下，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围绕辩证法展开了一场争论。要想真正理解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多重阐释路径，厘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场关于辩证法的争论。第二国际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争论始于伯恩斯坦。1899年，伯恩斯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转向的核心理论事件，其理论错误不仅源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误读，更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阶段阶级结构的复杂变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社会主义运动遇到的挑战。伯恩斯坦对辩证法的质疑虽以马克思为名，实则主要针对恩格斯体系化的辩证法理论。他将恩格斯所强调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混为一谈，否定了辩证法本身的科学性。不过，伯恩斯坦的质疑也是马克思主义自我更新的必要环节。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矛盾”的争论 在“矛盾”问题上，伯恩斯坦否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唯一驱动力，他认为相似力量间的“协同合作”同样构成了推动发展的不可小觑的强大力量。在伯恩斯坦看来，将矛盾视为唯一的发展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如果“一切发展的动力是对立面的斗争”，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不存在矛盾，就不会再发展了？在伯恩斯坦看来，社会主义的改造，可以通过改进和扩大今天已经运用于这一目的的那些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来实行，也就是由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一定要发展到残酷的斗争。当伯恩斯坦将辩证法简化为“矛盾调和论”，用“协同进化”来替代矛盾动力论时，他实际上取消了资本主义内在对抗性的存在论基础。这种妥协也最终导致社会民主党与资本主义的共谋，而这种改良逻辑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也瞬间瓦解。 普列汉诺夫认为矛盾是某一事物和概念运动的主要推动力，而对于具有矛盾的运动过程必须用辩证逻辑来思考。一般地说，所有的概念和现象的辩证运动，即那种向前发展的运动，都是基于其内部发展规律并通过其内部产生的矛盾而实现的。某一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矛盾，某一现象的各种内在力量之间的相互对抗，构成了我们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在自然界、在逻辑中还是在历史上所观察到的一切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矛盾的逻辑即辩证逻辑。形式逻辑从事物的存在、事物的现有属性出发，撇开了事物的运动和属性变化。普列汉诺夫把形式逻辑看作辩证思维的个别情况，犹如静止状态作为运动现象中的特殊一例，形式逻辑法则同样是辩证思维广阔领域中一个独特的具体表现。辩证法并未摒弃形式逻辑，而是剔除了形而上学强加于形式逻辑之上的那些绝对化规律的束缚，赋予形式逻辑更为灵活与动态的解释空间。普列汉诺夫认为，只有伯恩斯坦用“是—是和否—否”这个公式所表明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才有这样的毛病，这种所谓的“是—是和否—否”逻辑，已经放弃了“对立面统一的学说”，走向了“矛盾融合”和“阶级调和”的资产阶级的立场，因而是一种真正玷污科学的理论毒瘤。 考茨基认为矛盾只存在于思维中，客观现实中并不存在矛盾。他通过康德的二律背反和运动中的矛盾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矛盾是思维中的逻辑错误，而不是现实的固有属性。按照考茨基的观点，从康德的“世界既可以证明是有限的，又可以证明是无限的”这一二律背反出发，“如果我们把这个主张扭转过来并且认定我们既无法得到世界的有限性的表象，也无法得到世界的无限性的表象，那么矛盾就立刻在现实世界里消失了”。考茨基认为，逻辑思维的这个过程既是辩证法的过程，也是克服自我和周围世界之间各种对立的过程。考茨基将思维矛盾视为需要消除的“逻辑错误”，暴露出其对辩证法中矛盾的误解，其未能理解认识过程中的矛盾正是客观矛盾在思维中的反映形式。考茨基进而认为理论家的任务就是把新的事实同旧的事实没有矛盾地联系起来。当他将理论家的任务限定为“无矛盾地联系事实”时，实际上也就消解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批判维度。科学认识恰恰需要揭示理论框架中的结构性矛盾。考茨基混淆了形式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的本质区别，不理解客观存在的矛盾无法通过思维调整消除。 阿德勒认为矛盾是思维在静态概念与动态经验之间的张力产物，辩证法的任务是通过概念的流动性消解这种张力，而非将其投射为世界的本质属性。阿德勒首先区分了马克思主义中“矛盾”的两种不同形式。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矛盾”首先指所有思维内容不应被视为僵化的对立，而应在“流动”中（即通过持续的中介过程）被把握。其次，矛盾也指事物存在的现实对立性。鉴于思维中的对立中介与事物存在的现实对立性显然不同，阿德勒建议保留“矛盾”专指思维的中介方法，而引入“对抗性”（Antagonismus）概念来指称事物内部的现实对立关系。阿德勒明确反对普列汉诺夫将矛盾视为存在本身的属性，他认为，所谓的“矛盾”并非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而是思维在把握经验时产生的认知错位。矛盾是思维试图以非连续工具（概念）把握连续经验时的必然产物，而非世界本身的属性。阿德勒指出，辩证法的真正精髓不在于混淆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当然，矛盾也会随之产生），而在于通过摆脱概念各自的局限性来解决这些矛盾。这不是事物的构成，而只是一种思考事物的方式。阿德勒还批判了普列汉诺夫关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是从属关系的观点。阿德勒主张二者是认知过程的不同环节，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和谐或矛盾的关系，它们是两种思维方式。形式逻辑通过固定概念解析世界，而辩证逻辑则强调流动性；形式逻辑提供清晰的分析框架，而辩证逻辑则修正其僵化性。 在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规律时，伯恩斯坦、考茨基、阿德勒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试图从康德主义、实证主义或达尔文主义的视角出发，致使他们的理解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卢森堡曾指出，第二国际存在两个思潮：一是在哲学上“回到康德”；二是在经济学上“回到亚当·斯密”。伯恩斯坦和阿德勒就属于“回到康德”的那一类。阿德勒认为矛盾是思维的产物，而非存在本身的属性，他仅强调辩证法作为“科学方法”的工具性，而忽视辩证法真正的核心在于物质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康德化的框架是无法容纳这一学说的全部丰富性与批判力量的。在对辩证法基本观念的理解上，考茨基仍然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者、机械论者，而不是辩证论者。考茨基认为，辩证法不过是生物学的适应有限性的反映。他不理解对立统一这一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不理解矛盾问题中的共性与个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问题，更不可能了解辩证的运动即“自我运动”的实质。他把一切都归结为个体同环境的关系。考茨基的哲学是机械论的世界观和相对主义、折中主义方法论的奇怪结合。普列汉诺夫继承了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理解，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历史已经前进到要求辩证法改变自己的形态，没有把辩证法向前推进，反而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降低到实证主义的水平。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批评普列汉诺夫，原因在于普列汉诺夫的实证主义立场混淆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诡辩方法。可见，在矛盾问题上，无论是考茨基将矛盾视为思维错误予以消除，还是阿德勒将其视为认知张力并彻底剥离其存在论基础，抑或伯恩斯坦的“矛盾调和论”，都不同程度地消解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强调的矛盾作为客观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革命批判性。普列汉诺夫虽坚持矛盾的客观性，却将其等同于形式逻辑矛盾并归结为“实例的总和”，同样未能深刻把握对立统一规律的精髓。这反映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在把握辩证法核心问题上的集体困境。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适用性问题的争论 在辩证法的适用性问题上，伯恩斯坦质疑辩证法预测未来的科学性。在他看来，靠纯粹的辩证思辨来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是极其荒谬的。他指出，若非将这种荒谬置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语境下去审视，便很难解释为何马克思也会陷入此种“历史的自我欺骗”之中。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是因为“吸收”了黑格尔矛盾辩证法才犯了错误。他认为，我们应当继承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但必须将辩证法的残余从科学社会主义中剥离。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对其本质的回归——让社会主义理论重新植根于现实运动的土壤，而非悬浮在形而上学的云端。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思想和其余部分（辩证法）分开，强调前者是正确的，而后者则是马克思误解了当代的历史力量。在这里，伯恩斯坦显然是混淆了恩格斯构建的具有普遍主义倾向的辩证思维方法体系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错误地指责马克思“脱离了具体历史”。当伯恩斯坦试图用实证主义“拯救”马克思主义时，恰恰消解了其革命内核。 普列汉诺夫构建了辩证法的双重本体论基础，将自然与历史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框架下，强调辩证法既是本体论规律，又是认识论工具。普列汉诺夫指出，鉴于辩证唯物主义聚焦于历史领域，恩格斯有时将其称为“历史的”，此称谓并非为了界定唯物主义的本质属性，而是为了指明其应用范畴之一，即作为解析历史现象的工具与视角。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一切事情都应该由辩证法来审查，辩证法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说过，‘辩证法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是科学内容借以取得内在联系和必然性的唯一的原则’。”他提出辩证法的革命性本质在于其“否定性动力学”，即任何有限存在物都必然因其内在矛盾走向自我否定，这种扬弃过程构成发展的根本动力。黑格尔断定，理论不可能预料将来，也不可能提出关于将来的社会发展的问题。与面向过去的黑格尔辩证法相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面向现在和将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仅解释过去，而且解释现在，并且预见到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辩证法不仅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是观察一切现象的方法，而且是革命改造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理论依据。 卢森堡认为，辩证法不仅是研究工具，更是具有未来指向性的思维范式，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的动态本质并预见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通过历史辩证法在经济学领域构建了系统性理论框架。卢森堡认为这种探究方法与思维导向赋予了人们洞察未来新世界的可能，开辟了广阔无垠的独立探索空间。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视作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不仅追溯其起源，如同古典经济学在巅峰时所展现的那样，更前瞻性地预见到了社会主义的辉煌未来。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学说中不朽的神奇钥匙就是其历史辩证法，这种研究方法的应用范围是无限的。历史辩证法能够帮助我们精准理解每一个独立瞬间的全面作用与深远影响，并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全局中审视。唯有在整体框架的参照下，我们才能深刻领悟每个瞬间的真实含义与价值。卢森堡认为，马克思所构建的这一理论体系的本质深刻植根于历史长河之中，其效用虽在时间的维度上展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其内在逻辑却展现出彻底的辩证性。它内在地孕育了自我超越、变革的必然趋势，预示着自身演进的不可阻挡的潜力。 考茨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适用于有机界，而不适用于无机界。考茨基指出，任何在现实领域之外进行建构的人，无论他运用辩证法还是回到康德，最终都会陷入沼泽，我们不应该事先假定到处都有作为必然的发展公式的辩证法，而应该在它发生的地方去发现它。无机界里发生冲突的结果，不一定是合题，更不用说回到出发点上去。考茨基认为，我们把辩证法的过程主要看作一种精神的过程，看作有认识和有意识的行动的东西对它周围的世界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现实，他们的论点不是从概念中辩证地构建出来的，而是从对现实和他们前辈观点的研究中获得的。他们从来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他们几乎总是主张一种排除这种解决方案的观点。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教导我们，不要把社会看作一个完成的东西，而要把社会看作一个必然按照一定规律发生的复杂过程，还教导我们在经济学中寻找新的社会变革的最终原因，在其中探索运动的驱动力以及我们成功的条件和局限性。 在探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普遍渴望从辩证法中汲取指引现实行动的坚实依据，但无形中将辩证法工具化或教条化，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批判性与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本质，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思维方式具有坚实的现实力量。辩证法不是预成论公式，而是通过革命实践不断重构现实的批判武器。 第二国际的这场争论不仅凸显了辩证法在存在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内在张力，也促使其走向更深刻的现实层面。论争的起点是伯恩斯坦对辩证法科学性与现实适用性的质疑。作为回应，普列汉诺夫与卢森堡等人系统论证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及其革命意涵，捍卫了辩证法的客观性维度。阿德勒进一步阐释了辩证法的形式结构与认识机制，区分了矛盾的不同形态，揭示了量变与质变规律的生成逻辑。如果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辩证法的主要争论在承不承认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问题上，那么在第二国际时期辩证法的主要争论则集中在如何理解矛盾和发展的问题上。伯恩斯坦把发展看作没有质变、没有飞跃的进化论，才形成了其“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口号。考茨基害怕矛盾，极力避免矛盾，最终走向了同伯恩斯坦一样的修正主义道路。不同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卢森堡利用历史辩证法揭示了资本主义无限积累的矛盾，但是她却走向了一种把矛盾和变化绝对化的相对主义，错误地认为当资本主义确立自身基础的同时就会灭亡。普列汉诺夫把握住了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却认为“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的面粉”，革命必然失败。阿德勒指出了普列汉诺夫思想中的机械论倾向，然而他却剥离了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使辩证法退回到了客观唯心主义。总的来说，第二国际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争论，本质上源于他们未能突破传统哲学的认知框架——或将其简化为实证主义的“科学工具”，或割裂为唯心主义的“思维规律”。这样的阐释必然会遮蔽辩证法的革命内核，消解其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力量。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必须首先从存在论维度认识其“新世界观”的实践根基。社会存在本身是在实践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性过程，辩证法正是这一活生生的、自我否定的实践活动的内在逻辑。其次，从认识论维度把握其作为批判性认识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不是中立的认知工具，而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思维方式。最后，从现实维度理解其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逻辑并非抽象的思维形式，而是从历史发展最成熟的现实形态中凝结出的本质性结构。逻辑必须始终面向变动着的具体现实，并依循事物在成熟阶段的内在关系来把握历史的真理环节。唯有如此，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整体性。 原文标题为《第二国际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争论及理论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