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形成与建构
作者：孙泽文
原发刊：《思想理论战线》 2025-6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6-03
一、重新审视：“异化”之下的需要理论解释路径 在继承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工业文明之下的消费异化现象展开了批判，并在此过程中揭示文化工业与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指出，文化工业的权力逻辑在于，它首先制造出虚假需求并获得消费者认同，随后系统性地控制和再生产消费者的需求。在这一逻辑下，尽管人的需求为个人意识所约束，但公众实际上已成为文化工业体系的一部分，艺术和消遣均服从于文化工业总体性的虚假程式，现代艺术已然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其精神价值和审美意蕴早被商业利益所消解。文化工业以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使艺术作品丧失了独特性与原创性，社会公众对艺术的追求反而成为一种精神桎梏：表面上追求高雅品味，实则陷入文化工业精心设计的消费陷阱，丧失了真正的精神自由。 上述批判理论家有关“需要”的理论探索，虽在方法论与阐释框架上存在差异，但在批判路径与价值立场层面始终保持着与马克思异化批判的深刻对话，共同构成理解现代性困境的重要理论参照系。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到的，“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丰富的人类需要被简化为对抽象财富的狂热追逐，需要的异化由此成为一种必然。然而，西方批判理论家所延续拓展的“异化”解释路径存在根本的理论盲点。它不自觉地停留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框架，仅以意识形态范畴非历史地解读，未能把握需要范畴的客观实在性，即“现实的个人”通过满足具象化历史需要来实现对自身存在的本质确证，也未能充分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需要体系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概言之，这条“异化”之下的需要理论解释路径虽然具有解蔽现代性危机的警示价值，但面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却显现解释力边界。对于这一问题答案的探索，需要借助马克思的理论资源。 二、追本溯源：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形成与建构 自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之初，马克思就已经对“需要”这一概念有充分的关注。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社会现实生活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性特征，社会生活持续展开，虽然这一进程建基于既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但同时，生活或生产的继续蕴含着无尽可能。因此，“需要”对马克思而言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范畴。马克思强调从现实生活出发考察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研究进路必然要借助人的需要这一中介。在马克思之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论述中涉及“需要”范畴，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对“需要”的论述主要集中于经济活动的需求和供给关系。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指出，用资本支持产业者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实现了追逐私利与社会利益的悖论性统一，实现方式正是社会成员通过商品交换使彼此的需要得到满足。李嘉图也指出：“一个人只要有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他就需要更多的商品；只要他有任何新的价值可以提供出来交换这些商品，那就会是一种有效需求。”而马克思看到，无产阶级的根本需要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之中必然无法得到满足，这将导致革命的实践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 正如西方批判理论家所关注和强调的那样，“异化”概念构成青年马克思哲学批判的核心议题。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劳动异化的多重维度：劳动的对象化进程使劳动者陷入被劳动产品支配的状态，劳动的现实化过程则演变为对劳动者主体性存在的系统否定。表面自由平等的经济交换关系，背后实质上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性权力结构。这种异化机制不仅体现为劳动产品的异化，更延伸至人类需要体系内部。在资本增殖逻辑的统摄下，那些本应服务于人之个性发展的需要演变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正如马克思尖锐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体系持续制造人的需求，“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在需要异化的维度上不断巩固资本的统治秩序。这种需要异化机制与劳动异化结构相互耦合，贯通生产至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共同构筑起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压迫体系。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以“异化”阐释需要问题的阶段，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深刻阐明人类需要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历史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德国的批判从来没有离开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德国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具体到需要问题上，就是德国哲学家们看不到现实的个人对于吃喝住穿的需要，看不到人是与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并且是与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的。人的生活条件，人的生命本身，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实践活动即劳动，都是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都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现实世界时不能够回避的东西。不同于以往的德国哲学家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一论述不仅确立了需要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更揭示了物质生产与人类需要之间的辩证关系。人要获得解放，首先要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保证。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都能得到充分满足，满足需要的程度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社会阶级，而需要满足的程度也继续影响着个体在不同社会阶级中所处的位置。除此之外，社会关系的丰富与需要的增长之间也存在着动态交互关系。现实的个人一生下来就要面对物质联系，这种联系产生于其自身需要与他人需要之间，产生于其自身的生产方式与他人的生产方式之间。在一个共同体内部，个人在满足需要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到其他个人需要的满足，因为脱离了这一共同体，或者仅仅存在于这一共同体之中而不与其他个人发生联系，自身的需要也就谈不上得到满足，甚至个体的存在本身也成为问题。在现实的个人成长过程中，由于需要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人类社会的文明史由此得以延续书写。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这种物质联系以资本的形式呈现，并满足了很多需要，尤其是落后的生产方式所不能满足的那些新的或扩大了的需要，这是资本主义的进步面。但是，资本的需要在根本上与人的需要相对立。工厂体系持续生产满足人类需要的商品，构成物质的再生产；工人阶级通过对于商品的消费，实现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主义不断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下，实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与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关系相配套的精神产品即意识形态，为“有支付能力的需要”辩护，将无法量化的需要边缘化，实现关于需要的意识形态再生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需要体系的理解。他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兴生产部门的不断涌现，劳动分工与生产体系持续扩展、完善，与之相应的是人类需要体系的不断丰富，既包括物质生活需要的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也涵盖精神文化需要的深化与多样化。换言之，人类需要体系既包含维持基本生存的必需性需要，也包括促进人之全面发展的超越性需要。这一论述不仅揭示了需要体系的历史性特征，也为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需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当马克思将唯物史观这一科学方法论运用于人类社会分析时，他开创性地揭示出物质生产与人类需要之间的辩证关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笔记本Ⅳ中，马克思通过精辟的理论分析，阐明了物质生产对需要体系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物质生产为人类需要的满足提供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又不断催生和塑造着新的需要形态。马克思特别强调，只有将人的需要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获得对其本质的理解。而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培育着社会的人的全部属性，这样的人是拥有广泛需要的人，这样的人的存在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物质生产在推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正是通过物质生产的持续展开，人类才得以不断突破既有的生存界限，在创造新需要体系的同时，推动文明形态的更新与跃迁。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深入阐述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他明确指出，消费对生产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功能，尽管生产是消费的前提，但消费同样是生产的目的。当然，马克思并未因此忽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消费作为需要，本身就作为要素内在于生产活动之中。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通过对于价值形式的分析，揭示了商品神秘性的来源：商品的神秘性质并非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亦非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而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形式。通过交换过程，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造成商品得以表现自身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的一种外部对立形式。这是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对象化的人类劳动，可以被通约，能够共用一个独特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个独特的商品转化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货币，由此成为商品世界的“一般等价物”。而从研究“需要”问题的视角看，货币既是个体需要的抽象满足形式，又是社会权力的物质化身，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现实的个人的具体需要必须首先转化为对货币的占有，货币因而也具有了相对于个体的支配性力量。这种二重性使货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对象性形式，通过货币，具体劳动被抽象为价值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化为货币关系，消费者不得不通过货币满足需要，生产者不得不为了货币制造需要。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提出，商品要出售，必然要求买者的存在，需要转化为需求，必然要求货币的存在，而工人成本被不断压低，这就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需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几乎完全表现为商品消费，而消费力的不足根源于社会对抗性的分配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消费力深受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影响，这种分配关系将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变动范围内，让他们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同时，这种消费力还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双重限制，这种对积累的渴望进一步制约了消费力的发展空间。在这种对抗性的分配框架内，资本的自我增殖本性和社会剥夺特征暴露无遗，由于其短视与偏狭，资本主义不断地爆发危机与冲突，对资本主义文明本身以及整个人类文明造成了严重危害。 原文标题为《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历史生成及其社会主义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