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批判
作者：陈高华#周航
原发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6-1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6-03
一、从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区分看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评判标准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中，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历史的前后次序，以及文化修养或技术水平的差异，而且展现为人类社会形态差异。毋宁说，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划分并非建立在人类整体或某个民族的经验维度，而是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维度。文明时代的根本特征不在于城市、金属和文字等文化要素，而在于它以生产领域中的分工为前提，将社会关系建立在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交换的基础上。文明和野蛮固然从时间上看是不同的时代，但它们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类型。称某个民族、国家或制度处于文明之中，不仅指其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上已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更重要的是其已具有了一种文明的社会形态。就最宽泛的意义而言，将某个社会归为文明的，主要看这个社会的分工、交换、商品生产是否充分发展，这三方面要素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判断社会制度文明与否的一般标准。 按照这一评判标准，资本主义显然是一种文明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文明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具有某些特殊的、高尚的生活习惯，而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交换以及商品生产这些文明因素充分发展。与以往社会形态相比，资本主义社会将三者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一，在分工方面，资本主义打破了传统手工业和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分工形式，确立了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高度专业化的劳动体系。工厂制度的确立使得生产被细化为一系列标准化、片段化的操作，各个岗位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流水线”。第二，在交换方面，资本主义将商品交换从封建社会的局部性与偶然性交换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机制。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调节下，商品不仅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自由流通，而且可以跨越国界，进入世界市场。商品交换成为连接不同职业、不同国家的纽带。第三，在商品生产方面，资本主义确立了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宗旨的生产体系。资本家组织的生产活动不再是为了满足自给自足的需求，而是专门为市场消费而生产、为谋取利润而生产，从而实现了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体系化。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还是资本，资本主义都将其作为商品进行配置，形成了完整的生产—流通—消费机制。正是在分工的细化、交换的普遍化和商品生产的制度化三者的共同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具备了文明的要素，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定义的文明时代。 二、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一重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态度首先体现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扩张的评述中。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联系日益紧密。资本主义文明借此自内而外地向全球扩张。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外向传播并非和平交流的结果，而是借助暴力才得以实现。有鉴于此，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形成之初就是在与非资本主义文明的对抗与整合中构建了自身的统治秩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主要是在西欧地区。毋庸置疑，这些地区逐步确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建立了以工业为主的社会分工和交换机制，而且在上层建筑方面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相对的则是中欧与东欧的斯拉夫民族、亚洲的游牧部落、非洲的部落社会以及南亚和远东的帝国等广大地区。西欧资本主义文明不断对外扩张，而非资本主义文明的地区则被动卷入所谓的“文明推进”进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德意志人进行并吞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关于美洲地区，马克思则指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流遍美洲，流遍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拖进了文明”。不得不说，这些非资本主义文明地区的人并非自愿与资本主义文明接触，而往往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被迫与资本主义文明展开贸易往来。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所规划的版图中，印度、中国、阿尔及利亚、波兰等地都成为资本输入、市场拓展和原材料掠夺的对象。毋庸置疑，资本主义文明在扩张过程中必然会对这些地区的原有制度造成一定影响。比如，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就曾尖锐指出，英国“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文明的对外扩张往往是建立在对既有制度、文化甚至整套生活方式的浸染之上。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在扩张过程中的虚伪本质，揭示了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地区的实质。资本主义国家打着文明的旗号，自诩为人类带来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但实际上采取的扩张手段却极其残忍、野蛮。文明传播的过程本身往往伴随掠夺、破坏与暴力等野蛮行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印度的情况便是这一论断的有力证明。马克思指出，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不是与之融合，而是彻底破坏。同样，在土耳其问题上，马克思也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如何以“文明”的名义去干预、分裂甚至统治一个被其视为“半野蛮”的国家。他认为土耳其是欧洲列强“维护现状”策略的借口，“这种一致同意坚决维持偶然形成的状况的原则，是列强在能力上的赤贫证明书，证明它们完全没有能力为进步或文明做任何事情”。文明国家表面宣称维护和平，实则是在争夺在所谓的“野蛮地区”的影响力。马克思强调：“同欧洲人的接触，文明化的尝试，只能使土耳其人衰弱和解体。”文明国家则通过否定土耳其的社会基础并以“推行文明”为借口满足文明世界自身的需要。在中国问题上，马克思也揭示了英国以贸易之名对中国社会带来的结构性破坏。他指出，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竟被英国资产阶级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在表面的跨境贸易背后，是殖民帝国对中国的侵略。资本主义文明的“伪装”可见一斑。 资本主义文明在侵染其他地区的过程中形成了文明外扩后的野蛮垄断。正如马克思所讽刺的：“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垄断的野蛮吗……不错，这一切你们都做了，然而你们是怎样做的啊！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以便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所有权，更自由地、更不受限制地起作用……”资本主义话语对外宣称文明能够为其他地区带去进步，实则是通过先进的制度进一步压榨其他地区，以扩大其自身的利益空间。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资本主义文明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目标，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不仅依靠外部的军事征服与政治干预来扩张自身，更通过奴隶制、殖民统治等方式，将附属地或殖民地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之中。资本主义文明的存在，始终伴随着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剥削，两者共同构成早期现代全球经济体系。 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野蛮：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二重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外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也批判资本主义文明自身，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带来的非文明后果：资本主义文明愈发进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工人就愈发处于贫困状态。 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根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离不开资本的文明化或资本的文明功能。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冠以“文明”的名号，是通过一整套理性制度安排，将支配关系转化为合法性秩序，把对人的控制内化于社会运行机制之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文明不仅没有消除压迫，而且使压迫制度化、隐蔽化。资本主义文明的胜利，表现为它“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人类财富曾以土地、金银等自然物为代表，而资本的出现则将人自身的生命活动——劳动纳入财富的生产机制。这种变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资本主义文明不再依赖暴力夺取自然资源，而是通过制度来压榨劳动者。马克思虽然曾引用“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的论断，但并不将这一论断视为某种赞美之词。所谓“文明”在马克思这里意味着资本将对劳动者的占有掩盖在秩序之下，使剥削通过契约制度合法化、日常化，并包装为某种价值观传播开来。在资本的主导下，生产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科学、发明、分工、交换乃至人类语言本身，都不再是自在的东西，而是普遍具有实用性，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的狡猾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将一切异己事物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把所有自然对象和人的本质力量变成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可以说，资本主义文明把一切生活实践纳入以利润增殖为核心的普遍交换体系。而资本主义文明的密码不仅表现为普遍交换体系中市场的繁荣发展，更体现在资本逻辑对人类时间、空间与价值观的全方位重构。资本主义不再靠封建权力统治，而是使人们在“自愿”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同时让渡自己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文明化并不意味着野蛮的终结，而是把“野蛮”包装成了“文明”。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资本文明化并不是对资本的褒扬，而是对其制度力量的深刻剖析。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文明”如何在资本主导下蜕变为对人的新的占有形式。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但其虚伪性也恰恰体现在此。资本主义文明往往自诩能够推动社会进步，但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文明展现出的“社会进步”指的是资本家对劳动力支配的进步。马克思指出：“文明的一切进步……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根本悖论便在于，它不是以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为目标，而是通过不断强化资本的权力，使工人在生产力的标识下更彻底地服从于既定的生产秩序。可以说，进步的背后是资本统治逻辑的深入，“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正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在资本主导下的文明进步，并没有提升劳动者的地位，而是加深了资本家对其能力、时间与生存方式的剥削。工业技术的不断革新并没有削弱这种对立，反而以更加制度化的方式，使工人，使工人的一切创造性成果转化为资本的增殖。“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工人的日常生活因此被编织进一套由市场牵引、由新需求驱动的“生产—消费”循环中。工人受制于资本逻辑的支配。工人们的需要“随着他所处的文明发展程度而变化”，而在价值观层面，资本主义文明对幸福的定义也不再基于实际的需要被满足，而是转向一种标准化的评价——“幸福生活并不在于单个人所消费和支配的商品的实际数量，而在于相对数量……在于作为社会的一员的单个人的份额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由此一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分配逻辑就掩盖了持续扩大的阶级断裂，贫富之间的差异被解释为市场选择和个人消费的结果。于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不再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而成了少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成为其扩张支配权力的必然条件。毋宁说，技术与制度的每一次跃进都没有将劳动者从被剥削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是其劳动被重新编码、其生存被进一步纳入生产体系。这种“资本+文明”的组合将人的生命活动转化为一种可计算、可抽象、可替代的力量，使个体逐渐失去作为人的存在感，而成为资本运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表面上看，资本主义文明带来了非凡的社会成果，但这些成果没有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带来种种负面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带来一种明显“非文明的”后果——工人的野蛮化。马克思指出：“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进步与商品的资本化对应的却是劳动者生存处境的贫困。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生产力并未解放劳动者，反而使工人成为自身产品的异化附属物，形成所谓“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的现实。工人生产出精巧、复杂的文明产品，但他们自身却被排除在文明所应有的尊严、秩序之外，只能作为某种抽象生产力的承担者。这种异化状态也表现在感性要素的全面退化中。光、空气等最基本的感性要素“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而且他在洞穴中也是朝不保夕，仿佛这洞穴是一个每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付不起房租，他每天都可能被赶走”，在明亮的居室被剥夺之后，“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在此，资本主义文明不仅未能使人类生活更加自由、健康、舒适，反而使环境与身体双重退化。可以说，文明所裹挟的野蛮不再是自然状态的粗陋，而是制度性压迫的必然产物，是“包容在需要的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文明不仅没有抹除野蛮，还制造出新的野蛮形式——抽象化的、失去身体自主性的、处于感性世界中的劳动者。“‘无所有权的劳动者’作为‘基本原则’，倒不如说只是文明的产物，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这个历史阶段上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存在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现象，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有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愈加完备，工人处境就愈加凄惨。马克思甚至指出：“最坏的美国种植场里的奴隶的命运，比起当时英国工人的命运来简直是非常美好的……国家很早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制止厂主们肆无忌惮的疯狂剥削，因为这种剥削践踏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要求。”这无疑揭示出：即便资本主义文明披着法治、公正、自由的外衣，但其在实际发展中依然允许，甚至主动制造出比奴隶制更系统、更隐蔽的剥削模式。资本主义文明通过制度把野蛮嵌入资本主义大厦的每一块砖瓦，使其不再以暴力的形式显现，而是以隐蔽的制度表达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明与非文明以不同的形态交织共生。资本主义文明虽然能够建立并发展，但暗中已将非文明要素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内嵌其中。资本通过“文明化”的形式扩大对劳动的统治，使生产力之提升与工人主体性之被剥夺并行，使技术的革新与感性的粗陋相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步与退化、文明与野蛮统一于资本主导的生产秩序内，构成一种悖论——资本主义文明愈发进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就愈陷入贫困的非文明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