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机器悖论”的新形态及其时代解答
作者：牛先锋#王鑫茹
原发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6-1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6-03
一、机器悖论的历史生成及呈现形式 （一）缩短劳动时间与延长工作日之间的悖论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一方面，机器生产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系统降低单位商品个别价值，极大缩短总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为追求超额利润并加速固定资本回流，必须最大限度延长机器运转时间：既为抵消因技术更新导致的机器无形损耗，也为充分利用机器的物理使用寿命（有形损耗）。这两方面共同决定了，资本所有者为加速固定资本周转并稀释其价值构成中不断增长的不变成本，必然诉诸工作日的绝对延长，以此维系对活劳动的吸收规模。然而，机器应用的深层逻辑恰恰指向“缩减工人人数”，即通过“死劳动”替代“活劳动”，“把一定量的工人当做剩余劳动的生产上过剩的人而抛弃和除掉”。这一旨在提升效率而持续排斥劳动力的内在趋势，与资本为实现价值增殖而不得不维持机器持续运转的要求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二者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技术应用所固有的内在悖论。 正如马克思指出：“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么，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就是说，“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这是机器悖论的表现之一。 （二）减轻劳动与提高劳动强度之间的悖论 机器在工艺学层面蕴含的减轻劳动负担的潜能与其在资本增殖逻辑下的现实效用形成尖锐矛盾。一方面，机器将自然力转化为工业动力并替代人类劳动，客观上为减轻劳动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机器被纳入资本增殖逻辑后，系统转化为提高劳动密度与排挤活劳动的统治工具。 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通过提高机器运转速度、扩大单人看管范围等方式，使一切劳动的生理性间隙被填满，导致劳动者精神持续紧张、单位时间内劳动消耗急剧增加。这种劳动强化在触及工作日长度的物理极限后，成为资本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核心手段。与此同时，机器生产通过将复杂劳动降解为标准化操作，消解劳动能力的专业特质，使劳动能力总体贬值，并在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将已吸纳的劳动力重新抛入相对过剩人口大军。 所以，“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机器的工艺学进步非但未实现人的解放，反而在资本的规训下，演变为一种更精巧、更彻底的劳动支配形式。技术进步成果被资本系统扭曲为支配和排挤劳动者的异化力量，使劳动者在承受更高强度剥削的同时，还面临被整个生产体系抛弃的威胁。 （三）人对自然力的胜利与人受自然力奴役之间的悖论 机器既是人类凭借科学技术征服物质世界的证明，又是将劳动者重新置于自然力支配之下的异化力量。机器通过将水力、蒸汽力、电力等自然力系统性并入生产过程，实现对物质变换过程的精确控制与高效驱动。这些巨大的自然力作为无偿的生产力，本应成为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拓展人类自由维度的物质基础。然而在资本增殖逻辑支配下，这种技术可能性发生根本逆转，“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本应由劳动者集体驾驭的客观知识体系与自然力量，如今却对象化、物化在机器中。“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 被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中的自然力，不再是劳动者可支配的客体，反而通过机器的连续工作，转化为一种自律的强制力量，不仅决定劳动过程的节奏和强度，而且再生产出资本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正如马克思揭示的那样，“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 （四）增加生产者财富与造成劳动者贫民化之间的悖论 机器化大生产客观上极大拓展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使社会财富的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然而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技术进步成果分配的不公平，却导致劳动者处境相对恶化。 首先，在价值分配层面，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量与通过工资获取的使用价值量发生背离。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它的价值决定于自身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机器应用持续降低生活资料的价值，使资本在维持劳动力价值不变的名义工资下，将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压制在历史与道德所允许的较低水平。 其次，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作用下，机器对活劳动的持续替代不断再生产出规模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这支相对过剩人口队伍的存在，不仅为资本积累提供弹性劳动力供给，更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使工资水平趋于生理学意义上的最低限度。这也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核心表现：社会财富在资本一极的积累，同时就是贫困在劳动者一极的积累。 最后，这种贫困积累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社会关系层面的异化。机器本应成为人类解放的物质杠杆，却异化为巩固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关系的工具。劳动者被降格为机器的附属物，其劳动内容日益空洞，主体性在资本增殖逻辑中被持续消解。 马克思在分析机器悖论这一表现形式时精辟指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一方面资本加速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救济的赤贫也加速增长”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机器悖论的新表现 马克思所揭示的工业时代的机器悖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非但未有消失，反而以更复杂的“机器—智能悖论”形态呈现。智能机器的发展在解放人的同时，又产生了阻碍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因素。“智能悖论”主要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数据共享与资本垄断之间的悖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其运动逻辑必然表现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既具有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特征，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异化为垄断性商品。数据共享的技术可能性与资本垄断的现实性，构成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悖论。 （二）智能创造与陷入愚钝之间的悖论 智能机器应用所呈现出的智能与愚钝悖论，本质上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表现。智能机器作为生产工具，在局部生产过程中展现出高度专业化、精准化的生产能力，甚至能够通过自我学习，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同时智能机器作为固定资本，却在生产过程中持续支配着劳动者的认知与判断。 （三）智能增富与算法致贫之间的悖论 智能机器的使用在增进社会总财富的同时，其内嵌的资本属性引发价值分配的深层矛盾，导致劳动者与食利者财富收入结构更加“极化”。 在实际的生产应用中，智能机器将生产过程从以人为中心的线性生产，转向以数据和算法驱动的、网络化、自适应的生产；从依赖体力劳动和常规性脑力劳动的投入，转向依赖对海量数据的分析，算法的优化以及智能机器与人类智慧的协同，使全要素生产率获得结构性提升。这种智能驱动的经济增长确有提升社会总体福利的潜在可能，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的智能化升级导致“技术性失业”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叠加效应，掌握算法资本的主体获取超额利润，而普通劳动者则面临实际工资停滞和就业极化的双重挤压；另一方面，智能技术的准入壁垒造成新型“数字鸿沟”，技术强势方通过数据积累与算法优化持续强化竞争优势，而弱势群体则因数字资源匮乏被进一步边缘化，加剧社会不平等，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四）技术赋能与数字奴役之间的悖论 智能机器的应用本应呈现出极大的解放潜力，其通过多模态感知和自适应控制系统替代部分人类劳动，使劳动者的身体束缚得到实质性解除，认知负荷从机械性重复任务中释放，暴露在危险作业环境中的风险显著降低。同时，智能技术的普及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将劳动者从生存必要劳动中部分解脱，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潜在空间。 然而，这种技术赋能的潜力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发生根本性异化。当智能监控系统实现对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精确计量时，技术进步的成果便转化为强制劳动的精巧装置。数字泰勒主义（Digital Taylorism）将科学管理的控制逻辑推向极致，通过算法调度与数字监控将劳动过程进行精细化分解与标准化重构，使得劳动强度在标准化外壳下不降反升。基于预测分析的绩效管理系统，使剩余价值榨取突破生理极限，劳动者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其行为模式、思维节奏乃至生命时间都被算法支配，形成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全景监控”。 这种监控机制使劳动节奏不断加速，劳动者被迫适应由算法设定的工作强度，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必然导致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与管理的“科学专制”。最终，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将支配权让渡于智能机器，劳动对资本的依附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智能技术本应带来的劳动解放，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反而成为增强劳动者压力的新型手段，构成技术赋能与数字奴役的深刻悖论。 “智能悖论”的本质，乃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基于智能机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西方学者在探索破解这些悖论时，提出许多方案，例如：西方左翼学者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新计划经济”模式、重塑“抗争主体和斗争方式”等，但这些方案都未能触及资本逻辑的核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智能悖论”。 三、“机器—智能悖论”的唯物史观审视 （一）实现生产力质变以克服“机器—智能悖论” 劳动资料智能更迭、劳动对象数据化拓展以及劳动者素质全面跃升，能够共同促成生产力质的飞跃，创造出足以满足全社会需要的丰富产品。 从劳动资料的角度看，劳动资料主要以生产工具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产工具智能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可以增强人们发现自然力、应用自然力的能力，例如，从手工工具到蒸汽机，从蒸汽机到电力的应用，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变革都成倍甚至指数级提升生产效率；二是可以通过精确控制和资源优化，极大节约原材料、能源和时间的消耗，并通过集中使用生产资料，为扩大再生产创造物质条件；三是可以催生新的劳动协作形式，用新的分工协作提升生产力发展，例如，智能工厂的“人机协同”模式，就是劳动工具改变协作形式的当代体现。 从劳动对象的角度看，随着科技进步，人们对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天然存在物被纳入劳动对象范围，有许多已有的劳动对象被开发出新的使用价值，而新劳动对象或新使用价值的发现能够催生新兴产业部门，推动社会分工深化，促进专业化协作，创造新的社会生产力。同时，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展推动了科学并入生产，使人类的“一般智力”并入直接生产力之中。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例如，今天“数据”作为新的劳动对象一经并入生产，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就当即显现出来。 从劳动者角度看，劳动者素质提升激发生产活力。生产力最集中的体现为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智能机器的广泛应用既解放人的体力，又增进人的智力，而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提升，是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人的本质的必经阶段。智能机器本身就反映了人的劳动能力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同时它的广泛应用又促使更多的人通过学习不断提升智力水平。当劳动者将社会性“一般智力”具身化为个人能力之时，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将会消失，机器将科学分离“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的趋势将被彻底逆转。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劳动将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成为自我发展的条件。到那时，人们将不再为生活必需品而进行斗争，“机器—智能悖论”存在的物质基础便被挖掉，智能机器将从资本增殖的工具回归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 （二）推动制度性变革以克服“机器—智能悖论” 克服“机器—智能悖论”，根本上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这里马克思讲的“一定的条件”，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而要扬弃这个“一定的条件”，需要做到两个方面：一是摆脱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当技术从资本支配的工具转变为劳动者解放的载体时，“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便随即消解。二是建构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新社会制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这一转变使技术的发展方向发生根本变革，使机器应用真正转向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 四、破解“机器—智能悖论”的中国方案 （一）扬弃资本逻辑以复归机器的使用价值 西方现代化将技术简化为价值无涉的工具，假定技术的本质是纯粹中性的。然而，这种表面中立的假设恰恰为资本对技术的支配敞开了大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技术创新的目的并非由劳动者的普遍意志或需求决定，而是由资本主导；技术的加速迭代非但没有带来更充分的竞争，反而增加了市场垄断的强度；技术普及不仅没有带来社会普惠，反而产生新的社会成本（大规模结构性失业、数据资源被少数巨头寡头化控制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将智能机器、大数据等前沿科技定位为服务社会大众的先进生产力，斩断了其作为“固定资本”的资本逻辑，揭露了将技术视为价值无涉工具的虚假意识形态预设。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系统性的国家战略与法律法规建设，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与人的全面发展。 （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以驯服技术“利维坦”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在实践中具体化为“统筹主导”与“多元创新”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中的主导作用，国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将公共数据纳入国家统筹管理的框架，维护公共数据的公共属性，保障数据流通中的人民权益，防止公共数据被少数人垄断、成为个别人谋利的工具。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各类市场主体自主创新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使用生产要素，形成全社会共同创新、共享社会福祉的良好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避免了马克思所警示的“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现象，使智能机器成为劳动者创造社会财富的机器而非异己力量。 （三）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以消解理性僭越 “机器—智能悖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新自由主义范式）下表现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工具理性以效率与控制为核心，在资本逻辑推动下逐渐脱离价值理性的引导，技术“如何实现”压倒了技术“为何实现”，技术发展的目标从服务社会转向服务资本增殖本身。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克服了资本逻辑对技术发展的单向度支配，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有机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