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作者：孙来斌
原发刊：《哲学研究》 2026-2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6-03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的认知前提 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需要首先探讨一些认知前提，如原理的基本特征、原理的创新性发展是否可能等。 （一）原理的基本特征 其一，普遍性。作为一种认识成果，原理在理论上的提炼和概括，要超越具体的感性材料、经验范围，突破经验思维的时空局限性，穿透经验对象的外部特征和表面联系，从特殊中认识一般，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发展规律。因而，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根本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其二，基础性。在一定知识体系内，原理对其他理论认识有支撑作用，可以衍生出其他具体规律、理论结论。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得掌握它的基本原理，掌握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有了这种看家本领，我们就有了洞察宇宙的望远镜、观察事物的显微镜，就能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把握现实、前瞻未来，把握规律性、增强预见性。 其三，稳定性。一般来看，个别判断和具体结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得出的，因而也会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失去其特定的真理性。原理则与此不同。由于经过理论的高度抽象、实践的反复检验、历史的长期积淀，原理具有不易受适用环境影响的稳定性，能够对时空条件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超越性。这就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坚持原理，正所谓“老祖宗不能丢”。 其四，层级性。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相互作用的系统。因此，对其内在本质、发展规律的原理反映，也是一个理论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基于认识对象的大小范围、包含关系，原理表现出不同的层级。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言，它围绕人类解放这一理论主题，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等方面的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主要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原理构成。而唯物论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物质观、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世界物质统一性等方面的原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原理的创新性发展是否可能 其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过程。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人类社会也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运行规律也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矛盾、运行规律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其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质的显露有一个过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引黑格尔的观点指出：“现实的诸环节的总体、总和，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是在其自身展开过程中逐渐表现出来的。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都会经历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方面复杂矛盾交织的过程。换言之，“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 其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一般而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经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过程。具体到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也是如此。毛泽东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有过科学设想，但未能开展制度实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以文化革命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战略，在短期内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在十月革命的积极影响下，彼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这些国家的实践中得到不断展开，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因此，反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相关原理，无疑也需要随着新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的理论内容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文化实践，深刻把握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在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重要的原理性贡献。 （一）党的文化领导权原理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等基本原理，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谁来领导文化建设、如何领导文化建设等重大文化问题。其中，党的文化领导权相关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原理性创新。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必然要求、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并在其领导下推进自己的事业，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坚持党的领导、注重思想引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认识到，“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思想观念活跃，价值取向多样，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面临新的重大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凸显了文化领导权对其他方面领导权的重要引领作用，对这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有所论及但不够系统的问题作出明确而系统的论述。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高度重视并善于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大优势。列宁系统阐发的“灌输论”表明，对于意识形态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20世纪以来，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领导权角度提出的有关理论，反映出他们对有关问题的深刻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纷繁复杂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就许多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作出科学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创新性发展。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党的立场与人民立场的一致性。就文化工作而言，列宁在1905年指出，自由的写作“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明确提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同样蕴含着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批驳了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的错误论调，深刻指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坚持讲政治，把握正确导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只有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才能更好地反映人民愿望；只有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更加鲜明地体现党性要求。提出并阐发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体现了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原则要求。 党的文化领导权原理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得出的重要规律性认识，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要求，而且对于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文化建设工作具有普遍性借鉴意义。 （二）文化主体性原理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创造性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群众史观原理、普遍交往原理，对新时代为什么要巩固文化主体性、怎样巩固文化主体性等重大文化问题作出深刻回答，提出并系统阐发文化主体性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原理性贡献。 文化主体性反映一个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明确系统地论述文化主体性问题，有关思想蕴含在他们的普遍交往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命题。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化主体性是该民族在同其他民族普遍交往的过程中，基于自身发展状态而表现出来的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自主立场、自信程度，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文化特质。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基于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在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交往过程中生成并得以巩固的。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关于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论述，但提供了相关的理论资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表明，归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文化，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并且对后两者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自我确证、坚定信心，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主体性起始于文化自觉，立足于文化自主，彰显于文化自信。众所周知，文化即人化，文化主体性归根到底是人的主体性。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文化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文化主体性的论述，是对群众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本国人民开展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立自信自尊自强精神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走自己的路，既要保持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也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它就立不住、走不远，“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普遍要求。 （三）“两个结合”原理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时代如何实现理论创新、怎样推进文化发展等重大文化问题作出深刻回答，提出并系统阐发“两个结合”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原理性贡献。 阐明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都曾反复强调。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们也有过一些重要论述。例如，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理论创新经验，鲜明提出“第二个结合”，系统而深刻地阐明了“两个结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如何推进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揭示了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 揭示文化在思想解放中得到大发展的规律。一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通过一次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来实现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基于历史经验，直指现实问题。 （四）共同价值原理 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加剧、国内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的新情况，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等原理，对当今人类需要怎样的价值共识、如何增进价值共识等重大文化问题作出深刻回答，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突破性创新、原理性贡献。 全人类共同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价值观虚伪性的过程中，强调价值观的具体性、历史性、阶级性。他们在展望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图景时，设想过未来人类的道德水平、价值理念，但并未明确论述过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超越社会制度差别、超越阶级矛盾的价值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从价值内容的共同性、共识性上讲，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共同愿景、共同追求。这些价值反映了当代全人类的共同需要，生动勾勒出当代人类美好生活的应有景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础、重要依托。从价值来源的多样性上讲，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从世界各国、各民族价值观中提炼出来的价值公约数，蕴含着不同文明关于价值内涵和价值实现的共通点，从国际交往层面反映了价值特殊性中蕴含的价值普遍性。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有着根本区别。前者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普遍价值追求，具有共识性、包容性；后者则以少数西方国家的特殊利益与价值判断为基础和准绳，具有独断性、排他性。概言之，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的价值目标和实践导向，有利于“在‘自主于行止进退’中实现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国家之间的‘美美与共’，这是当代人类的自我革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当代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中国社会的复杂变革，面对西方社会思潮的严重冲击，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较大的认知差异、价值观冲突，他们内心深处笼罩着一种在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放逐者意识，并由此陷入难以名状的精神焦虑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是从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提炼出来的价值公约数，蕴含着全体中国人关于价值内涵和价值实现的共通点，从国内层面反映了价值特殊性中蕴含的价值普遍性。 共同价值原理所阐发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反映了国际、国内的价值观共识，是价值特殊性与价值普遍性辩证关系的深刻彰显。 （五）文明交流互鉴原理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当，为人类文明交流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文明优越、文明冲突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人类社会面临思想割裂、文化纷争的共同威胁，人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文化思想综合运用多方面的思想资源，对各种文明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如何发展等重大文化问题作出深刻回答，系统阐发文明交流互鉴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新的原理性贡献。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表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本增殖的驱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上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广泛交流，预示着“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与此同时，资本按照自己的运行逻辑形塑世界，消灭异质文明，迫使其他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马克思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指明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走向，展望了“真正的共同体”的发展前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主导着世界秩序，操控着文明的话语叙事，推行西方“文明优越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其他文明的自主性遭到扼杀、世界文明格局呈现单色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这深刻表明，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鲜明特征，人类文明的样态是复数而不是单数。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高度，展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质。 （一）突出的问题导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突出的问题导向。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问题是认识产生的逻辑起点。一般而言，实践的发展会引发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即理论滞后性难题；理论的发展会引发新理论与已有理论的矛盾，即理论互洽性难题。“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提高。习近平文化思想胸怀“两个大局”，深刻回答了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实现文明复兴、如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期待、如何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等重大时代课题，作出一系列重要原理性贡献。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必须明确其实践指向、现实关切，重点领会这一思想对时代课题的深切回应、科学回答，感受其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时代魅力、实践伟力。 （二）科学的理论思维 其一，注重标识性概念的提炼。概念的形成标志着认识的飞跃，“术语的革命”往往伴随着理论的革命。而概念、术语的提炼离不开概括、凝练和升华问题的理论抽象力。其二，强调体系化学理化建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系统建构理论，先得通过抽象形成概念，然后进一步实现“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最终形成“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战略路径、实践要求，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在真切把握中国实际、提炼标识性概念的基础上，不断形成“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的过程。 （三）深厚的人民情怀 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其原理性贡献的逻辑起点、价值基点。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由谁来评判等重大问题的回答，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 （四）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文化发展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有机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彰显了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