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理解“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三个基本问题
作者：孙来斌
原发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5-12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6-02
一、何以要结合 第一，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历史必然性。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伟大创举。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经济体制建设经历了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一方面着力克服政府干预过多的惯性思维，防止政府职能“越位”；另一方面着力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职能“缺位”，不断积累和总结经济体制改革的宝贵经验。 第二，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的规律性认识，具有理论创新性。坚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创新性、超越性。一是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界持续讨论并存有争议的理论难题和核心问题。二是超越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传统解释。事实上，在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跨越”设想中，马克思并没有排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通路，而是留下一定的理论讨论空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拓展了理论空间并初步付诸实践。邓小平将市场和计划从社会基本制度中剥离出来，突出其经济手段功能和具体制度属性，突破了将市场逻辑等同于资本逻辑的传统思想束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基于长期的实践探索而实现的理论升华，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发展，也是对经济思想史上世界性难题的有效破解。 第三，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十五五”时期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具有现实必要性。“十四五”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闯难关、涉险滩、应变局、开新局，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当前经济呈现增长较快、结构优化、质效向好的特征。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挑战，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持续发力。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等现实问题。 二、何以能结合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根本保证。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执政党归根到底是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代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受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政府的经济政策长期摇摆于市场调节与政府管控之间。究竟是更多政府管理属性还是更多私人属性的资本主义才是满足人类愿望的更好机制，当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为此争论不休时，马克思主义者却在寻求超越所有资本主义形式而向社会主义转型。 第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提供制度支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具有阶级统治的职能和公共管理的职能，但归根到底，前一职能具有根本性，后一职能具有从属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从实际运行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基本上是事后应急式的，“政府充当‘消防队员’的角色，为私人资本制造的经济周期或危机‘灭火’”，“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反对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所进行的国家计划调节的”。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制度的探索和追求，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深刻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条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规定方面，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规定，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分配方式的规定，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一方面，“公有制为主体”为计划调节提供了制度基础。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发展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优越性”。有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制度前提，“国家可以利用国有经济的力量，自觉规划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限制甚至消除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经济波动，从而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导向性作用”。另一方面，“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激活市场活力提供了保障。这一制度规定，不仅发挥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积极性，还可以调动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设》（以下简称《建议》）强调，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提供文化滋养。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关于精神文化因素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表明，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精神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对精神文化因素之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了深入考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思想界在五四运动前后就有过激烈的讨论。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中，既有主动的，又有主静的；既有主张积极有为的，也有主张自然无为的。西方文化也是如此”。因此，简单将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主静”，进而得出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观点，无疑是片面的、偏颇的，忽视了文化内部的复杂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脉，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一是传统义利观念对于健康市场经济伦理的滋养。在这方面，儒家的思想具有代表性。其中，孔子等人提倡的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思想，无疑有助于超越最大化逐利的资本逻辑，冲抵市场经济固有的消极影响。当前，我们应该积极利用义利相兼的可贵思想，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引导市场主体遵循健康的经济伦理，既发挥市场经济促进、提升效率的积极作用，又能有效规范市场经济，避免资本恣意放纵。二是德法兼治思想对于法治经济的滋养。儒家关于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理手段的论述，以及法家“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名言表明，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我国古代国家治理的两种根本手段。三是诚信观念对于信用经济的滋养。值得注意的是，诸子百家对待诚信问题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 三、如何推进结合 第一，《建议》明确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目标。《建议》强调要“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这就为如何推进结合锚定了目标、明确了方向。 世界现代化历史表明，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社会变迁，容易出现秩序混乱，导致出现活力与秩序、发展与稳定的矛盾。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从西方学者视角对此进行过理论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注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体现了稳与进良性互动的辩证法，在资源配置、社会秩序上避免了“管死放乱”现象，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迈向“十五五”时期，《建议》提出的“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无疑是比“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高的要求。 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强调的是活力与秩序的兼得双赢。从一定意义上说，“放得活”与“管得好”的行为主体都是政府，但在实践中的要求各有侧重。“放得活”侧重于为市场机制“奠基清障”，政府行为的重点是“做减法”和“立规则”，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管得好”则侧重于为市场运行“保驾护航”，政府行为的重点是“做加法”和“优化调控”，解决市场机制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问题。 第二，《建议》明确提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着力点。《建议》第六部分在论述“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时，强调“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并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向有效市场发力，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经过长期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但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依然有待进一步解决。“放得活”，要求政府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让市场机制高效运转。破除各种壁垒，是“放得活”的必要前提。这就要求“有为政府”必须先“有所不为”，要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总之，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范围和边界，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对经济活动的高效调节作用，激发市场各类主体在更大空间发挥活力、发展经济。 二是向有为政府发力，着力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管得好”，要求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精准发力，着力弥补市场机制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不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要实现政府核心职能的转变，以政府的有为和善为服务高效市场；另一方面要全面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完善的法律体系、竞争规则、宏观环境、社会保障等。此外，风险防范要全面有效，筑牢安全底线。在财政领域，要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金融领域，必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央地监管协同，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 三是向体制机制发力，重点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市场的“有效”是政府“有为”施策的重要基础，政府的“有为”是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两者的结合，必然体现为完善的体制机制。为此，要重点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的改革。“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流动顺畅的劳动力市场、转化高效的技术市场”，让资本、土地、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真正夯实“放得活”的微观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