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向度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佟明燕
原发刊：《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5-2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5-03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马克思在生产力理论中高度关切自然界的优先性问题，阐释了现实的人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生成、革新与质态跃升中的作用机制，是理解新质生产力绿色底蕴的重要理论之维，对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生态向度的内涵意蕴 马克思对生产力的阐释摆脱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论及生产力的话语语境，突破了生产力单一的经济学意义，以哲学分析的眼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了生产力的生态向度。 （一）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是生产力生成发展的生态根基 “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马克思立足自然界在生产力生成发展中的优先性地位，从生态环境、自然规律以及资源条件三个维度系统阐释了生产力的生态根基。 其一，生态环境对于生产力要素而言具有本原制约性。劳动者作为首要的生产力，其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为了维持自身的肉体生活，作为受动的自然存在物，劳动者需要从生态环境中不断获取物质能量，可以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劳动资料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直接标志，首先是自然物、是人类身体器官的延伸，进而以生产工具这一主要形式表现出来。劳动对象作为生产力实现不可或缺的要素，以自然界的物质原料为主要来源，生态环境成为劳动对象被发现、开发和利用的根源性基础。可见，没有来自生态环境中的物质资源，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则只能是一种抽象虚幻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 其二，自然规律对于生产力发展而言具有内在规定性。马克思将物质变换作为理解劳动实践中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理论范畴，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形成发展的生产力，必然遵循物质变换过程中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后者的显而易见的条件，会阐明前者的条件。”他认为，经济能否实现再生产要以物质变换这一自然再生产为前提，物质变换过程中的自然规律制约着经济再生产的方式和规模。在他看来，人在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和能量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自然环境的内在规律，主动承担生态责任，建立起人与自然互惠互利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其三，资源条件对于生产力状况而言具有直接决定性。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受到资源条件的直接影响。马克思关注到了资源条件的排他性以及其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对于占有者来说，特定的资源条件是一种垄断了的自然力，这种条件是不能由资本本身的生产过程创造的。”进而，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这个前提，是以财富的自然源泉（土地和水）的天然富饶程度为基础的，而这种天然富饶程度在不同的国家等等是不同的。”这种自然富源的差异致使生产力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因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不同地区的环境资源条件和生态系统特点既是发展生产力的首要思考的问题，同时也为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路径参考。 （二）现实的人是生产力转向生态化发展的历史动力 生产力源于人且属于人，始终与人的劳动实践这一感性对象性活动相伴，因此，生产力由传统转向生态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马克思把从事劳动实践的人规定为具有意志、能动的生命存在物，他对生产力中人的主体性的强调，既揭示了现实的人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支配性地位，也明确了人作为现实力量关系着生产力能否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内在的生态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一，人的需要是生产力生成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认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人类为了能够生存，把自然环境视为感性对象性的存在，在改变外在自然环境的同时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力，使进入到人类活动范围的自然物质按照自己的意志发生预定的变化，使处于游离状态的“单纯的自然力”不断转化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在这个需要被满足后，“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既是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不断处理与自然界关系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力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发展的过程。 其二，现实的人从事劳动实践的目的和方式，直接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形态。现实的人因何目的、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劳动实践，是物质变换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合理有序的物质变换使生产力呈现出更为先进的形态，如果物质变换出现断裂，生产力则会异化为自然界与雇佣工人的破坏力。马克思认为，在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人需要“有意识地加以控制”，否则任由耕作自发地进行，就会导致土地荒芜，而这一有意识地控制，正是资产阶级无法看到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为了满足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雇佣工人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对立的则是农业人口的减少，“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致使物质变换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与此同时，“成倍增长的生产力”成为了雇佣工人“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它使劳动资料成为奴役剥削工人并使工人贫穷的手段，使分工协作变为压制工人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枷锁。对此，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过渡阶段，具有通过合理有序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实现生产力生态化发展的现实必然性。生产资料公有制彻底铲除了割裂物质变换的社会根源，为劳动者提供了“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同时，劳动者能够自觉地以“消耗最小的力量”改造自然界，并在这一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中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 （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革新与质态跃升的关键因素 科学技术是马克思诠释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维度，它是生产力革新与质态跃升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科学技术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强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它通过作用于构成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推动生产力质态的跃升。 其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革新中起着巨大作用。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的主体地位被不断强化，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在原始社会，“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这时的生产力是极其低下的，直到机器大工业时代，蒸汽、电等自然力被大规模地应用于工业生产，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自然力“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自然界中的环境资源通过科技的手段被转化为现实中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作为一般的生产力的形式作用于劳动者，推动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并物化为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不断扩展着劳动对象的数量和领域。 其二，科学技术有助于实现生产力质态的跃升。在科学技术的渗透作用下，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实体性要素以更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方式相互关联、协同组合，使生产力呈现出较为稳定的能力和水平，并展现为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具体的发展质态。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工业作为生产力的现代表现形式，“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科学技术的运用，能够使社会分工与协作更为科学合理，社会资源配置更为有效，从而使生产力得以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马克思提出了循环生产的思想。他认为，化学工业“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可见，依托科学技术的进步，废弃物可以转化为新的要素进入到生产中，“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由此，自然资源由单次耗用转变为多次循环使用，废弃物的产生也被控制在自然环境的生态阈值内，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和质态跃升。 二、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向度对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启示 坚持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以劳动者的绿色化转型促进生态素养的提升，以绿色科技创新催动科技财富不断转化为绿色财富，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的路径选择。 （一）高水平保护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基石 新质生产力首先是生态环境自然力，人类应在认识和把握自然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思考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性思维，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一科学理念的提出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逻辑必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高水平保护意味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依托不同地区的生态资源特点和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对自然资源进行考察和分析，还要深入探讨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潜力与限制。充分发挥绿水青山的经济社会效益，通过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带动生态产品的价值增值，打造由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共同组成的生态产业体系，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根基。 （二）劳动者的绿色化转型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 新质生产力是生态人力资源力，“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培养具有生态理念、生态技能和生态行为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是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促进绿色产业体系建设，形成新质生产力重要的人力资源储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对于劳动者的绿色化转型而言，要充分发挥教育在科技发展、人才培养方面的先导性作用，以生态文明教育塑造劳动者的生态人格，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牵引高校学科专业体系的布局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持续优化，激发生态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依托科技在教育改革、人才成长方面的推动作用，以大数据支持教育决策，以数字化赋能教育改革，以科研推动教学创新，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教育质量，为培养“绿色劳动者”提供更加高效、精准、前沿的策略路径。聚焦人才在教育强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支撑作用，以人才培养为重大知识创新和关键性技术突破提供智力保障，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储备人力资源。 （三）绿色科技创新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科技创新力，绿色科技不仅具备新颖性、创造性等科技创新的一般特征，同时也能够降低科技创新的风险性。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时指出：“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绿色科技创新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引领，以科技创新的绿色化发展为支撑，从自然资本增值、产业全流程等多个层面促进绿色转型。深化生态保护修复监测预警、环境污染治理精准溯源、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以及低碳循环发展等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不断推动自然资本增值，加快数字化控制、人工智能技术等数智技术与绿色科技的深度融合，深化大数据、云计算、AI算法等技术在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全方面、全流程的集成应用，“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立一个高效、低碳、循环、和谐的生产体系，将科技财富不断转化为绿色财富，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持。 三、结语 自然界、现实的人与科学技术是马克思理解生产力的重要视角，彰显了其生产力理论鲜明的生态向度。挖掘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意涵，一方面可以阐明新质生产力绿色属性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路径指向。其一，马克思强调了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是生产力生成与发展的物质前提，生态环境不仅在本原意义上制约着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而且只有以物质变换这一自然再生产的内在规律为前提，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决定了区域生产力发展的差异性。其二，马克思认为，生产力要完成从传统向生态的转向，离不开现实的人。正是人的需求不断推动着生产力向更高水平发展，但由于改造自然的目的和实践方式不同，生产力的发展形态也呈现为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样态。马克思依托对物质变换的断裂与修复问题的阐释，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异化为自然界和雇佣工人的破坏力，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力转向绿色发展、生态化发展的现实必然性。其三，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直接关系着现实的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水平，它对于生产力的革新意义重大，并作为渗透性因素作用于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断推动生产力质态的跃升。其四，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理论生态向度的关切，为从高水平保护、劳动者绿色转型以及绿色科技创新方面探索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