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东方社会论述与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王小章
原发刊：《天津社会科学》 2025-1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5-03
一 马克思关于中国、关于东方社会历史及其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命运的论述，是他关于人类整体历史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从属于其关于人类整体历史发展的一般观点的。因此，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及其现代命运的论述，也必须放到他关于人类整体历史进程的一般观点中来理解。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人类历史的一般进程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视角下，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在总体上描绘成这样一个基本进程或者说普遍方向：“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换言之，历史的进程，虽然其间不乏各种顿挫回旋，但总体上呈现为从个体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只是“共同体的财产”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状况，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全面确立和肯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而迈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迈向“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社会状况的进程。 仔细体味马克思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这一描述，不难发现，在其对既有历史（第一、第二阶段）和未来趋势（第三阶段）客观叙述与判断的笔调下，蕴含着一种强烈而鲜明的价值关怀，那就是对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关切。质言之，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应该促成人的自由、人的解放；而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角度回顾人类实际的历史进程，则在总体上也确实呈现为一个迈向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进程。之所以在马克思笔下人类历史的“实然”和人类历史的“应然”在总体上会趋于一致，原因在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或“解放”，并不仅仅是指单个的孤立个体所固有的消极、形式意义上的自由，更是指积极的、实质性的、作为人的潜能的充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这种自由是需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趋近的目标：“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正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提高的生产力以及相应的各种社会因素，为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条件。也正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总体上会呈现为一个迈向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进程。 当然，这只是就总体上的历史进程的大方向而言。在这个总体进程的某些具体的阶段或环节上，历史发展的具体形式，特别是生产力向前突破所采取的社会（政治）形式，则可能甚至常常会背离人类的自由本性，从而表现出“历史的暴虐”。这时，就会出现历史与人性，或者说历史与人类道义之间的紧张冲突。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指出，这个社会一方面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物质成就，从而为实现更大的自由、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物质成就都是建立在剥削、奴役劳动的基础上的，是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对抗中取得的，是在对殖民地及其他落后国家与民族的剥夺中取得的，同时这些物质成就在其社会性上也表现为内部社会成员之间以及外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抗力量，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物质成就不仅不是他们获得自由的前提条件，而且还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他们离异，它们构成的是他们自由的限制而非条件。马克思还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也就是说，在古代，总是物质的力量服务于人这个目的，因而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在现代，人却异化为侍奉物质力量的工具，因而是不义的。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应该抛弃现代回归古代呢？马克思紧接着说：“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的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现代世界的物质力量或者说现代化包含着巨大的解放潜能，因此，为了人的解放，现代化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必须被抛弃，但是，现代化本身却不可、也不能为之殉葬。不可，是因为它是人的解放所必须凭借的物质力量；不能，是因为它是历史进程中最积极、最活跃、最主动的因素，即生产力向前发展所带动的必然趋势。现代化所需要的，是在去除了狭隘的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下的进一步的健康发展和生长。 二 自从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以后，“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就再也不可能存续了，包括古老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民族，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主动还是被动，都将普遍地进入现代世界。换言之，自从西方国家以自己的方式（资本主义的方式）开启了现代化并将它向全世界扩张以后，现代化便成为世界性的潮流或者说命运。现代化是每一个国家、民族不能不做出的选择，包括古老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民族谁也不可能永远地自外于这个潮流或命运。但是必须看到，在各个国家、民族开启现代化而进入现代世界之时及之后，它们以往各自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形成的特征并不就此消失。相反，这些特征会深刻并持久地影响它们进入现代世界、现代文明的方式，约束它们各自的现代化路径。 那么，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取决于观察、分析、把握一个社会的角度。而马克思观察、分析、把握一个特定社会之基本特征的角度，无疑是与生产力相匹配的特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那么，在生产关系的视角下，传统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这就涉及马克思在分析包括古老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时所指出和阐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了。 在1853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说，东方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地阐释了“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而实际的公社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因为这种统一体是实际的所有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实际前提，所以统一体本身能够表现为一种凌驾于这许多实际的单个共同体之上的特殊东西，而在这些单个的共同体中，各个个别的人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财产——即单个的人把劳动和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看做属于他的条件，看做他的主体的以无机自然形式存在的客观躯体这样一种关系——对这个别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总的统一体，以这些特殊的公社为中介而赐予他的。因此，剩余产品——其实，这在立法上被规定为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 三 各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路径，除了会受到它们以往各自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形成的鲜明特征的影响，还会受到它们开启现代化之时所置身其中的世界格局的影响。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启了“世界历史”之后，“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就再也不可能了。任何国家、民族都不可能离开这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体系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但是，在这个日益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分工体系中，不同国家、民族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早在1848年的一个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讲中，马克思就分析指出，在所谓的“自由贸易”引起的“国际分工”中，那些已经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宗主国）会想方设法地将其殖民地变成单纯的廉价原料生产地，它们通过“牺牲别国”而致富，就像在它们国内，一个阶级通过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一样。也就是说，在这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那些已经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处于支配、控制的地位，而像印度、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处于劣势的、被控制的地位。前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剥夺后者，牺牲后者。对于前者来说，与后者的一切关系都不过是基于利益的考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扩大自身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夺、牺牲后者的利益。就像英国用枪炮和鸦片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绝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现代文明，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因此一切“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都不在英国的考量范围之内。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或者说观点后来在“依附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依附理论”区分了“未发展”（undeveloped）状态和“不发达”（underdeveloped）状态：前者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启动之前的状态，那时全世界都还没有发达国家，更没有一体化但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格局；后者是指在一种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劣势的、受控制的地位的状态。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状态。因此，从“未发展”状态起步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经验，在后来那些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国家那里并没有可复制性——最显而易见的，这些国家、民族的现代化绝不可能借助侵略殖民之路。 包括古老中国在内的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国家必须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在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中被支配被控制的地位已成了其无法像发达国家当初起步时那样自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现代化的第一项要务，就是要改变世界格局中自身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包括政治上的主权独立，经济上的摆脱被控制、被支配的地位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平等合作等。而这些，无疑都需要一个稳定而不任性的、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政府）发挥远比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更强、更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其现代化的起步和早期阶段），包括捍卫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推动和控制现代化的进程节奏、组织制定现代化的规划方案，乃至直接介入某些经济建设活动等。就此而言，东方国家传统上承担的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终结，而是在现代化导向下的创造性转型。 四 如果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所表征的传统中国社会的独特特征，表明了中国的现代化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表明了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在手段路径上完全没有共通之处），那么，马克思所分析指出的西方现代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则表明了西方现代化的“不可欲”。“不可能”和“不可欲”，共同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指出，这个社会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成就，从而为实现更大的自由、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物质成就都是在“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下取得的，并且也被禁锢在这个“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之中，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物质成就不仅不是他获得自由的前提条件，而且还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和他离异，它们构成的是他们自由的限制而非条件。这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或者说西方现代化的根本问题。要充分地释放出现代化之物质成就对人的解放潜能，必须破除和抛弃这个“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的结尾，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在为新世界创造物质条件，正如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但是，“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由“伟大的社会革命”所支配的现代化，在今天看来，无疑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上，早就有学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从现在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为两种现代化道路或模式之争，而不是人类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无疑，在实现现代化的一些具体的技术、手段、机制上，资本主义模式不乏值得社会主义模式借鉴之处，对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并且还在继续做出自己的探索和回答。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在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上，还是在（尤其在）现代化的目标方向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无疑更加合乎马克思所关心的人性本质。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无论在基本路径还是目标方向上都必须回归人的自由和解放。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些基本内涵，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是对现代化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破除与剥离，是以中国的方式向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解放这一人类历史普遍方向的回归。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欲的。 如同马克思区分了“现代”与其“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深受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影响的沃勒斯坦曾区分了两种现代性：技术现代性和解放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的追求和实质非常不同，甚至互相对立，但是在历史上却又是深深地纠缠在一起，由此导致了极度的混淆、摇摆不定和诸多的失望与幻灭：最初由于无论是捍卫技术现代性者还是捍卫解放现代性者都面对着同样强大的政治敌人，因此两种现代性被串联在一起，其间的区别难以言表；后来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意识形态象征的、完全投身于技术现代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笼络了民族主义）的霸权统治，掩盖了两种现代性的冲突，同时也压制了解放现代性；直到今天（从20世纪60年代西方各种新社会运动兴起至今），两种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冲突终于彻底彰显，从而，一直在事实上被压抑的解放现代性才重新浮出水面。沃勒斯坦说：“让虚假的现代性（即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伪称的两种现代性同一而事实上压抑了解放现代性的现代性——引者注）终结吧，而让一种真正的解放现代性扬帆起航！”作为在人口规模巨大、文明积累深厚的国度展开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必将成为“真正的解放现代性扬帆起航”的显著的、甚至最为显著的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推进和成就，必将为人类现代化开辟新道路，积累新经验，书写新篇章，将马克思所憧憬的人的解放推向新阶段，并进而促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关于人类文明形态的丰富性、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发展方向的普遍性的思想，则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推进和成就中汲取新养料，获得新生命，迈向新阶段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