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作者：唐正东
原发刊：《思想理论战线》 2025-1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5-03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化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的观点。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主要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角度来谈论过渡时期的政治特征的，而列宁则主要是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谈论过渡时期的经济特征。相比而言，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阐释更为全面和系统。 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本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阐述。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这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首次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论作出阐述，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具体实践的语境中开启了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之旅。这一思想之旅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结出了重要的理论成果。邓小平在不断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思想的递进不仅表现在对这一历史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地位有了更清晰的界定，而且也更加明确地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本质关联。既然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我们所进行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即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与新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阶段）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科学论断，从而以历史阶段—历史方位—发展阶段的系统性解读，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水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层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阶段，不是笼统地指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某个新的发展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具体时间段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的未来30年，即到21世纪中叶。这一新发展阶段理论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尤其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阶段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一、把掌握历史规律与把握时代大势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一种在历史本质层面的社会发展规律，它展现的是各个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矛盾运动过程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种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对这种历史发展规律的坚持和运用，是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前提。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精力在于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尚未面对现实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某一发展阶段，他们在其理论阐释过程中没有触及对社会主义本身的某一发展阶段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只是在一般理论层面上谈及了过渡时期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但还没有就这两个阶段的发展问题展开详细的论述。列宁尽管对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过渡时期的发展问题尤其是社会经济结构发展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就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阶段问题仍未有详细的阐述。 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具体地划分出某些历史阶段、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不是为了对历史过程作抽象的细分，而是为了更好地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与特定发展阶段的时代大势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把握每个阶段的时代大势并做好当下的事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时代大势不是历史规律，而是运用历史发展规律对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就有“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新发展阶段论的科学论断，从而不仅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而且还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中国共产党人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大势，从而抓住了各种历史机遇，取得了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成就。在2021年2月20日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对这一点作出了深刻的阐释：“我们党的诞生就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我们党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走在了时代前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出发，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也是顺应时代大潮的产物。那时，社会主义发展壮大，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气象，新中国就是沐浴着这个东风诞生并站住了脚的。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也是基于我们党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时代大势就是特定时代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对时代大势的强调，是为了凸显抓住历史机遇、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性。如果虽然看到了时代大势的存在，但不能抓住历史变革的时机顺势而为，那也无法推进历史的发展。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发展阶段论是我们党掌握历史规律、把握时代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结果。当下最鲜明的时代大势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和把握住了上述时代大势的本质，掌握住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科学论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从而为我国在未来30年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指明了科学的实践路径。 二、把坚持唯物史观与树立大历史观有机地结合起来 习近平多次谈到树立大历史观的重要性。譬如，在2020年12月2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2021年2月20日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此处的论述已经对大历史观的本质内涵作出了明确阐释，即从历史规律所关注的历史长河、时代大势所凸显的时代大潮、具体实际分析所侧重的全球风云等视角入手，深刻地解读唯物史观视域下掌握当下社会发展的历史主动的战略策略。在2021年11月8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习近平强调指出，“党中央认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此处所提到的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就是大历史观的基本方法论。另外，在2021年12月14日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也强调了树立大历史观的重要性。 唯物史观是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我们研究历史过程的科学指南。但需要注意的是，唯物史观不直接提供针对某一具体发展阶段的演变机理及因应策略的说明。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唯物史观与当下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新发展阶段来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与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指出，“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只有更细致地界定每个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征，才能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上更好地掌握历史主动。新发展阶段是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它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但它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新时代历史方位中的一个随机的阶段，而是我们党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的起点上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一新发展阶段在奋斗目标、物质基础、实践路径等方面与其他发展阶段都有不同之处。正因为如此，对新发展阶段的强调本身就意味着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树立大历史观，要把对历史长河的客观规律性认知与对时代大潮及当下实际的具体化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出社会发展的演变机理及因应的战略策略，从而使我们的工作更具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在面对时代大潮时才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 三、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把握历史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的实践语境中对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强调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批判德国唯心史观的维度上，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唯物史观理论前提的角度来谈论这一观点的，就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而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当马克思直面法国阶级斗争的复杂状况时，他是从准确把握法国阶级斗争发展规律之方法论基础的维度来理解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的。就像他在此书的开头部分所说的，“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思考时大多是从后一个角度来理解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内涵及意义的。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经典解读：“‘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发展阶段论首先是对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科学方法论的坚持和发展。“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之所以要在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再提出新发展阶段的科学论断，就是为了要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这种从探究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贯彻和运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方法论的做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一方法论的运用既一脉相承，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创新发展。由于新发展阶段是在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方位（新时代）—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这三重结构中最细分的一层，因而，对这一阶段的发展规律的探究，既要有对第一个层面即历史阶段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前提，又要有对第二个层面即新时代历史方位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作基础，同时还要对第三个层面即新发展阶段中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提出因应性的战略策略。可见，新发展阶段论把对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方法论的运用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新发展阶段论还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把握历史主动的创新意识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阶段论不是对新时代历史方位中一个普遍发展阶段的指认，而是对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起点上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指认与界定。在这一新发展阶段，社会发展的“时”与“势”均在我们一边，“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此处的“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大势，这个时代大势赋予中国社会发展的是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因此，这个“势”是在我们这一边的。此处的“时”便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历史时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这说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最好时机。 正因为“时”与“势”都在我们一边，所以，新发展阶段论本身就包含了要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习近平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等文本中，多次谈到研究历史规律和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性。可以说，把握历史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是新发展阶段论的应有之义。一方面，新发展阶段论是从时间跨度的维度对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到21世纪中叶的三十年这一特定发展阶段的科学界定；另一方面，它又是从历史主体性的维度对每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应该以更具主动性、创新性的努力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贡献提出了新要求。正因为如此，新发展阶段论的提出也使我们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本质特征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应该被视为一个自发的、被动的、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历史阶段，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单纯客体性的历史阶段，而应该被看成一个具有主客体辩证统一之特性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基于这一解读视域的新发展阶段，除了是对这一特定发展阶段的科学界定，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发展阶段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不仅以对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更精准的、更细分的判断和界定而见长，而且还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