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特点和意义
作者：王娟
原发刊：《江汉论坛》 2024-9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5-03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 （一）立足于为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重大原则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充分体现了党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和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正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和中外历史事实所证明的，思想上层建筑如果不能被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手中，一旦出现党的文化领导权弱化、虚化、淡化甚至大权旁落的局面，必然会导致无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悲剧就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有力证实了“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这一警示性真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对于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至关重要，是从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面对百年变局背景下人们思想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新形势和世界范围内文化剧烈激荡交锋的新态势，坚持党的文化领导作为“国之大者”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更加凸显，必须使之全面系统、持之以恒地贯彻到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二）立足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强大精神力量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重要命题 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既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习近平坚持以辩证、全面、平衡的观点科学把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将实现中国梦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强调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角度来界定中国式现代化，把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充分阐明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必须高度重视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鲜明提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重要命题，深刻揭示了两个文明相互支撑、互促共进、密切关联的内在规律，为如何赋予民族复兴以持久而强大的精神力量指明了方向。 （三）立足于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筑牢深厚文化根基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坚持“两个结合”这一根本要求 我们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开拓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传承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基于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提出的重大原创性理论观点，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重要规律性认识。立足中国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习近平对这一规律性认识作出重要论断：“‘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功之钥就在于坚持“两个结合”，“两个结合”从深层次筑牢了我们的道路根基。鲜明提出坚持“两个结合”这一根本要求，深刻揭示了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深刻揭示了在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推动理论创新与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 （四）立足于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更多文化成果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历史使命 中华文化以其博大精深而独具魅力，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而泽被后世。现代化与文明总是相互交织、相伴相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赓续古老中华文明的基础上逐步孕育、开拓和生成，从中华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内生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两者无疑具有深度的耦合与互嵌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在同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比较中所凸现出来的鲜明“中国特色”，正是由于其深深扎根并充分汲取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政治智慧和思想精华。中国式现代化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基础上持之以恒推进文明更新，“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正以更大力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让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更高水平上得到丰富和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培塑着“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和“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展现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不同面向与全新可能，必将引领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五）立足于为坚定文化自信实现精神独立自主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时代宣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具备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才能形成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才能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进而才能让以之为基的文化自信有根本依托。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有着客观的生成逻辑和深厚的实践根基，能够为我们党引领时代提供强大的文化力量，能够为中华儿女建构国家认同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能够为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赋予鲜明的文化特性。著名哲学家楼宇烈认为，现代中国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文化的主体意识，我们就会被其他国家的文化所同化。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就必须站稳中华文化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鲜明提出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时代宣言，是对中华文化自身价值的高度珍视和充分认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信心和执着追求，是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点 （一）逻辑架构：“体”与“用”相贯通 体和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对具有基础性的重要范畴。比如，三国时期，玄学家王弼提出著名的“体用相即”论，赋予体用范畴以哲学本体论的重要意义；明末清初，哲学家王夫之提出“体用胥有”命题，表达了“体”和“用”皆是客观实在的唯物主义观点；近代以来，清末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并将之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底层逻辑来践行。“体”一般被理解为本体、实体，即最根本的、最内在的、最本质的存在；“用”则被理解为这种存在的功能作用和外在表现。据此视之，“体”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指向的是更具本质性、基础性、原则性的内容，与之相对的“用”指向的则是更为具象化、外显化、实在化的内容；前者集中体现为理念上的重大创新、价值上的重要引领、思路上的重点突破，后者则在实践层面上具体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有学者认为，“所谓体，即指习近平文化思想之理；所谓用，即指依据理来指导具体的文化工作”。这种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内在逻辑和实践特色，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有机结合，展现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目标与路径的一致、宏观与具体的融合、战略与战术的协调、整体与重点的统一，贯穿着鲜明的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目标导向。 （二）时空视域：“古”与“今”、“中”与“外”相会通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是封闭、僵化、保守的思想体系，而是坚持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的十六字方针作为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科学路径，通过兼收并蓄、广纳博采实现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中国与外国相互会通，展现了极为广阔的时空视域。从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建构过程来看，习近平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结合实践创新不断提出文化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此基础上逐步使之体系化学理化。“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在这样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理论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真正破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古今中西之争”，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高度统一起来，从而凝结成一束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智慧之花。 （三）价值底蕴：“情”与“理”相融通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文化的创造者，高度重视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正是基于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上的理论彻底，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指出，“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要“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这些重要论述从人的本质规定性来理解文化，鲜明标定了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深刻阐明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原点、逻辑起点和价值支点，主动顺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本质上是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民心工作，需要精准把握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新需求和思想指引的新期待，力求在以文润心中做到以情动人，在以文铸魂中实现以理服人，在“情”与“理”的交汇融通中见人见事见思想见精神，充分体现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 （四）精神气度：“守”与“创”相联通 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于更好推进我国文化繁荣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守正创新这一基本要求，旨在通过守正确保文化建设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通过创新以使文化建设能够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赋予新时代文化建设更为沉稳、更为雍容、更为超拔的精神气度。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守正创新的核心意蕴和价值指向作了精辟阐发：“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很显然，守正与创新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守正之于创新是前提、是基础、是方向，创新之于守正是手段、是方法、是路径，不守正必然会导致文化建设失魂落魄、自毁长城，不创新必然会造成文化建设故步自封、失去活力，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 （一）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一是守魂铸根的典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习近平文化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置于新的时代坐标予以创新发展，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文艺观、意识形态理论、思想政治理论等一脉相承，同时又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进行了大量新的理论创造。比如，在坚定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提出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具有鲜明的原创性、时代性、标识性、引领性。简言之，这一重要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接续创新开出的“花”，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结出的“果”，成为坚守理论创新魂脉和根脉、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二是析事明理的典范。一切划时代的伟大理论，都必然是回答实践课题、揭示客观规律、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把“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和“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结合起来，聚焦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和关键性、要害性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科学地揭示了理论舆论如何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内在规律，揭示了网上网下如何一体化联动、一体化监管的内在规律，揭示了内宣外宣如何提升话语权、增强感召力的内在规律，揭示了文化文明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一重要思想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勇于拨开迷雾见真章，紧紧抓住文化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探本溯源、析事明理，提出了很多前人没有提出的文化理念，回答了很多前人没有回答的文化课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三是达权通变的典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文化的本质属性和根本作用，我们应当将其放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加以多维度认识，放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交互作用中予以立体化审视。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以经达权变的眼光给予文化全新定性、定位、定向，深入阐明文化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是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力量源泉，把文化的功能作用和战略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外，这一重要思想立足“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现实背景，趋时应势在更大的视域中深刻论述了文化与时代、文化与人民、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与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与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并在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重大时代命题，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广度和深度。 （二）提出了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总纲领 一是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两次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围绕文艺、新闻舆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哲学社会科学、高校思想政治、文化传承发展等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主持了一系列以文化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并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致力于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在“应变局”中“开新局”提供方向指引。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在体系化学理化方面不断积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思想围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谋篇布局和整体擘画，既“立乎其大”，提出最高层面的方针原则，又“观乎其细”，明确操作层面的具体要求，展现出宏大的理论格局和清晰的实践思路，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作出了科学的顶层设计，提供了系统的战略指引。 二是富有针对性、指导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涉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关联度很高、影响力很大，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文化思想针对文化建设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问题，都提出了应对和处理的理念、举措、方法和策略，为解决各种文化问题提供了“金钥匙”。比如，对于如何在复杂形势中以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意志行动、如何在突发事件中提高新闻舆论引导时度效、如何在众声喧哗中强化主流价值主导地位、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树牢文艺创作正确导向、如何在大国博弈中赢得国际话语权等文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都能在这一思想中找到务实管用的因应之策。正因为有了这种针对性、指导性的思想引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有效地做到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三是富有前瞻性、战略性。科学理论之所以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关键就在于它能以洞幽烛微的敏锐性观察时代、以揆情审势的能动性把握时代、以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引领时代。作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集大成而开新局的科学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形于中”而“发于外”，在工作理念、工作部署、工作要求上体现出高度的前瞻性、战略性。比如，着眼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开创性地提出了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等战略思想；着眼于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性地提出了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等战略任务；着眼于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开创性地提出了提炼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战略要求。 （三）贡献了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大智慧 一是贡献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深入转变，“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文明交流互鉴的趋势愈加明显、动力愈加强劲、成果愈加丰硕。这种情形发生的必然性亦表明，“文明交流互鉴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而是成为更好、更伟大的自己”，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面对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发扬中华文明虚怀若谷的谦厚精神与和实生物的人文智慧，多次向国际社会发出全球文明倡议，深刻阐明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为核心内涵的人类文明观，鲜明提出并践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文明发展新路。这一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真正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道义制高点上，致力于增进不同国家文明之间的尊重与对话、推动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维护与发展，从而全面超越了美西方一些人鼓吹的所谓“文明中心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 二是贡献了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主张。共同价值作为当今人类社会关于价值活动的普遍性主张、看法和观点，客观上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价值选择标准，内在规定并实质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习近平鲜明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本质上区别于从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人群中产生出来的所谓“普世价值”，它汇聚了各国人民对人类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承载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向人类社会提供了最具广泛性、最具统摄性的基本价值选择。这一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主张，充分尊重不同文明对于价值内涵的独特认识，高度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不仅具有理念上的引领意义，而且具有实践上的指导作用，正越来越多地体现于国际公共政策领域，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正确的价值指引。 三是贡献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样本。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逻辑，世界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所生成的文明形态必然是“多样化”而不可能是“单一化”，是“百花争艳”而不可能是“一枝独秀”。习近平指出，“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成为牢固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和‘五大文明’之上的崭新文明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迷思和幻象，引领了人类文明形态的伟大变革，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极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这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样本，给全球提供了一种别开生面、葳蕤蓬勃的全新现代化模式，展现了迥异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有力彰显了自身的普遍性价值，为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