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负增长：特征、挑战与应对
作者：翟振武#金光照
原发刊：《人口研究》 2023-2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23-05
一、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发生机制 （一）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并不是第一次经历人口负增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受战乱、饥荒、瘟疫等负性外生事件的影响，中国人口在正增长的过程中间或发生过负增长。 2022年中国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与以往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人口负增长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种在经济发展、政治和平、社会稳定时期发生的人口负增长的动因主要源自长期的低生育率，是一种内生性人口负增长。因此，中国在2022年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从人口变动方向来看，不是历史第一次，但从内在动力来看，却是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是真正意义上人口增长的转折点。 可以说，中国在2022年及今后的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发展客观规律的表现，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国际经验也表明，只要一个国家（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并长期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其或早或晚都会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二）宏观生育环境剧烈变化推动人口负增长提前到来 中国生育率降速之快、降幅之大，主要由宏观生育环境剧烈变化所致，这其中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在经济因素方面，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和消费主义的迅速流行，推动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不断升高；自有住房的传统偏好和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使得家庭面临沉重的购房负担；高昂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和子女成年后的婚嫁负担，给家庭育儿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叠加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导致作为生育主力军的青年群体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放在就业和工作上。在社会因素方面，女性对个体价值的追求和现实中性别平等困境的存在，引发愈加剧烈的家庭—工作冲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托育服务体系发展的参差错落，使得人们在不需要“养儿防老”的同时在育儿养儿方面仍面临困境，家庭生育动力不足。在文化因素方面，望子成名的教育期待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有限的无奈现实，引致家庭“教育焦虑”迅速蔓延；婚育观念的转变恰逢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不婚不育的文化得到加速传播。 这些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强化，使得育龄人群婚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意愿不断下降，最终导致生育水平不断降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文简称“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平均初婚年龄提高至28.67岁，比2010年推迟了近4岁。国家卫健委组织的调查显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在2017年为1.76个，2019年为1.73个，2021年降至1.64个。由此可见，中国宏观生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并显著作用于女性的婚育行为和生育意愿，使得人口负增长势能加速累积、人口负增长拐点提前到来。 二、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特征 （一）中国人口增长方向由正转负过程的特征 第一，转折速度快。如果假设人口增长率在0‰～5‰为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低低低”模式转向“低低负”模式的过渡阶段，那么中国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两类模式间的过渡，而日本的这一过渡阶段长达24年，韩国长达18年。 第二，出门即低点。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已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中国是在极低生育水平上步入负增长域的。中国在刚迈入负增长门槛时总和生育率就已经触及1.08的极低水平，可谓“出门已是江湖”，这反映了中国人口负增长和低生育水平的形势之严峻。 第三，未发达先转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升，目前已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不过相较于其他大多数人口负增长国家，中国是在经济发展尚未跻身发达行列的情况下进入常态化人口负增长的。中国人口增长“未发达先转负”的特征十分明显。 （二）中国未来人口负增长变化趋势的特征 中国未来人口负增长将表现出“持续时间长、发展速度快、缩减规模大、回弹难度大”的特征。 年净减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可以进一步反映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中国在21世纪内缩减的人口总规模将高达6.4亿人。不同于欧洲国家速度慢、程度低、偶有回弹的负增长，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发展速度较快、回弹难度更大。基于七普数据的人口预测结果以及《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各国的中方案预测结果，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速度将始终快于欧洲，并将在2050年代超越日本、赶上韩国，成为世界上人口负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口鲜有出现负增长速度放缓或者回到正增长域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国家在生育转变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比较平缓，并且伴随着较高的国际迁移水平；中国等东亚国家经历的则是压缩型、快速型的生育转变，同时国际迁移较少，因而人口负增长的速度更加迅猛、回弹难度更大。 三、中国人口负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中国人口的负向增长将贯穿整个21世纪甚至更长时期，带来一系列重大风险和挑战，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全局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人口直接联系经济发展的供给和需求两端。从经济发展的供给侧来看，总人口负增长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会给劳动力供给带来潜在风险，从而影响生产发展。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供给的核心组成部分。短期来看，由于人口基数较大、产业持续升级、技术不断进步，中国劳动力整体性供应并不会出现明显问题。但长期来看，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快速负增长，如果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应对体系和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终将会逐渐凸显，进而制约生产发展。 从经济发展的需求侧来看，人口负增长会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从而削弱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消费规模由人口规模和人均消费量决定。在人均消费水平不变或变化较慢的情况下，人口规模的下降会导致消费市场萎缩，进而造成消费规模下降。特别是一些消费弹性较弱的产品（比如住房、基础教育、食品等），可能会由于人口负增长而面临产能过剩风险。同时，人口负增长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悲观预期，从而降低私人部门通过投资扩大产出能力的意愿，最终导致国内投资需求下降，降低经济活力。 与欧洲缓慢温和型人口负增长不同，我国经历的是快速猛烈型人口负增长。特别是从2040年代中期开始，人口负增长的速度将陡然增快、水平将迅速提高。如果人口负增长速度较缓慢，尚能够为政策、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缓冲时间，但如果人口负增长速度较快，将会加强规模缩减效应，从而缩短社会适应人口负增长态势的缓冲期和反应期，增加社会适应人口负增长态势的不确定性，放大人口负增长的负面效应，从而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同时，我国相关制度体系尚未建立完备，如果不尽快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会进一步提高人口负增长的破坏性和冲击力。 四、主动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 （一）坚持“源头治理”：加快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着力提振生育水平 减缓人口负增长速度能够为建立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适应人口内在规律提供战略缓冲期。能够直接缓解人口负增长态势的举措主要包括引进国际移民和提高生育水平两个方面。尽管理论上吸纳移民能够抵消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但鉴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抵消人口负增长所需要的移民数量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而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将会带来较高的国家治理风险。结合国情来看，提振生育水平才是我国当前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最直接、最有效、最重要、最可行的策略。 目前中国生育水平回升的潜力还是相当大的。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与生育水平之间呈现一定的负向关系。以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生育率本不至于降到如此之低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分别达到6.19万、4.51万、4.27万和3.80万美元，城镇化率分别达到82.87%、84.15%、77.54%和81.24%。同处东亚的日本在2021年的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也已分别达到3.53万美元和91.87%。我国当前的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是生育率却已经降至远低于他们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如今中国生育水平之低是有些超乎“常理”的。国家卫健委相关数据亦显示，我国家庭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明显高于当前实际生育水平，这也充分说明我国生育水平的回升有着较大的空间。 近些年中国生育水平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是宏观生育环境剧烈变化的结果。针对宏观生育环境变化，优化人口发展战略，构建起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可持续性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将会有力推动生育率回升。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应该涵盖宏观生育环境的3个主要方面：一是要多维度降低家庭经济负担；二是要完善性别平等和人群平等的制度；三是要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文化环境。 在考虑到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的着力点后，还要考虑到其立体性和多层次性。因此，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过程中，必须注重不同领域政策的联动、衔接和协调，避免政策取向的单一化和政策内容的矛盾冲突；注重对孩子全成长周期的支持，避免仅关注生育和早期养育阶段而忽略了成年后的支持；注重对全孩次的覆盖，避免仅关注多孩支持而忽略了对一孩、二孩的支持。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的，效果也不是立竿见影的。生育率的回升是一个慢过程，需要时间来逐步推进和实现。但随着生育支持政策落稳、落实，相关举措一定能够产生积极效果。大量国际经验也证明了生育支持措施对于提振生育率的有效性。日本、俄罗斯以及欧盟许多国家正是通过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已经成功实现了生育率的回升。因此，要保持信心、耐心、恒心、决心，加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设力度、加快建设速度、保证建设质量、持续推进内容完善，尽快建成完备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充分保证其活力、生命力和影响力。 （二）以质量换数量：持续提高人口质量，稳步促进人力资源积累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趋势难以逆转，且长期来看必将影响劳动力供给规模，进而深刻影响人口和经济格局。面对人口“量”的减少，加快人口“质”的提升、推动人力资源的积累和开发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人力资源是考虑了人口质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储备总和，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关键性资源。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共同决定了人力资源存量，其中，人口质量的核心因素是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当一国人力资源中人口数量要素出现下降之时，可以通过提升人口质量要素来保证人力资源总量的维持乃至增长。有学者对中国未来人力资源总量的变化进行了测算，发现在人口规模见顶之后，中国人力资源总量仍将在2040年前持续增长，并将在2040～2050年保持稳定；若以2020年为基年，将人力资源总量折算成人口当量，则相较于2020年的14亿人，2050年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升至16亿人以上。 因此，在人口长期、持续负增长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持续推进人口质量的提升，充分挖掘人口质量红利，以“质变”应对“量变”，实现“人口总量减，而人力资源总量增”，那么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就不会衰竭，也不必担心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陷入劣势和被动。为此，一是要推进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提升全民受教育水平，包括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加强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水平，拓宽基础教育的覆盖范围，提高学前教育普惠水平，优化各级教育的评价体系，提升教育工作的管理效率，改进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等；二是要加强“健康中国”建设，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包括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卫生健康资源配置结构，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老年人、残疾人等健康弱势群体的健康支撑等；三是要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环境，包括建立完善弹性退休制度和老年人口再就业制度，盘活银发人力资源，为有条件和有意愿的银发群体提供继续就业的保障机制和再就业的渠道。 （三）以空间换数量：彻底打破人口迁移流动壁垒，合理优化人口空间布局 人口的迁移流动实质上是人力资源在空间上的再分配，其过程往往伴随着智力流、信息流、资金流、服务流、文化流等，有助于人力资源潜力的充分挖掘、生产资料的集约使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革、消费市场的繁荣活跃、文化资源的交流互鉴等，对于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57万人跃升至2020年的3.76亿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人口流动格局，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提供了重要动力。但是，当前仍有很多制度、政策限制着人口的自由流动，降低了劳动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资料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 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要彻底打破阻碍人口迁移流动的一切壁垒，激发人口国内大流动、大迁移，通过现有人口在空间上更优化的配置冲抵人口规模缩小造成的不利影响，实现“以空间换数量”。为此，一是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落户渠道，破除不利于人口流迁的壁障，提升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二是要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全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挂钩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要大力挖掘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潜能，进一步推动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人力资源的整合配置，有效促进优势产业发展。 （四）以“人均”量促总量：多措并举提高人均消费水平，有效激发消费总量增长 消费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拉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消费规模的增长会带来内需的扩大，从而促进市场要素的流动和分配，刺激生产发展，进一步为消费创造新的条件，推动经济发展生生不息。在长期人口负增长过程中，消费规模中“人头”量的减少不可避免，所以核心举措应着眼于“人均”量的提升。相关数据也证明，是人均消费量增长而不是人口数量增长，更能决定最终消费量的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在2000年约为6210亿元，到2021年升至33381亿元，增长了4.4倍。在此期间，人口规模从12.7亿人上升到14.1亿人，仅增长了11.45%，而人均消费支出从491.9元跃升到2363.5元，增长了近4倍。可见，人均消费水平提升对消费规模增长的贡献明显更大。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仍然不高。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4.3万、2.2万、1.9万、1.5万美元，而中国仅为4497美元。如果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叠加人口规模巨大的乘数效应，中国消费体量的持续增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面对长期性人口负增长，要多措并举促进人均消费水平提升，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切实实现“人口总量减，而消费总量增”，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为此，一是要保持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包括大力解决新增劳动力和特殊群体就业难问题，切实保障居民就业稳定，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化解相对贫困现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二是要实施更加积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加大财税制度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三是要着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包括持续提升传统消费，加快培育新型消费，积极扩大服务消费，大力提倡绿色消费等；四是要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通过建立健全市场监管机制、惩罚性赔偿制度、消费维权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市场价格监管机制等，使消费者放心消费。 （五）以效率换数量：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全面提升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经济政策的本质目标。无论是古代社会追求的农法改进、农器改良，还是现代社会积极推行的产业升级换代、高新技术发展、市场经济改革、现代企业制度推广、城镇化发展，底层逻辑都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人口负增长形势不断深化，生产发展中劳动力数量接近无限供应的条件不再具备，只有提高单位劳动力的有效产出，才能够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2022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即平均每位劳动者生产的GDP，按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为2.17万美元，而同期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高达12.49万、8.44万、6.78万、6.10万美元。 未来要明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考核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核心指标之一，大力推动劳动生产率有效、稳步提升，从而实现“人口总量减，而生产总量增”，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为此，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投入和支持力度，优化科技创新的制度及体制环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注重创新成果的应用转换，将创新成果切切实实运用到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当中去；另一方面，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和装备改良，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企业生产组织管理水平，顺应国内要素禀赋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替换劳动力数量的下降。 2022年是中国人口负增长元年，中国人口增长自此发生方向性、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转变。从发生机制来看，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受近些年宏观生育环境剧烈变化的影响而提前到来。中国人口由正增长转变为负增长的过程呈现出转折速度快、出门即低点、未发达先转负的特征，且中国未来的人口负增长将呈现出“持续时间长、发展速度快、缩减规模大、回弹难度大”的演变趋势。人口负增长会给中国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带来潜在风险和挑战，必须提早筹划、积极应对。要加快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持续提高人口质量、合理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有效激发消费增长活力、全面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充分消解人口负增长的负效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磅礴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