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道德评判的功利主义之维
作者：苗贵山#袁玲玲
原发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复印期刊：《马克思主义文摘》 2019-05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而唯物史观的核心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物质生产这一特定的社会生活出发来解释包括道德在内的政治、哲学、宗教等等社会意识形式的产生及其发展。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则对利己主义、自我牺牲、享乐等道德观念进行了评判，并对未来共产主义的道德前景进行了展望。但是，我们通过详细研读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道德的评判与功利主义密切相关，抑或说，其一，当功利主义把一切社会关系都归结于经济关系，从而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马克思从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意识的立场出发，找寻到了道德赖以存在的基础，明确表示，共产主义者不会脱离现实的物质生活而“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其二，当功利主义局限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来谈论利己主义、自我牺牲、享乐等道德观念，从而在对德国的思想界从抽象的人以及权利出发来谈论上述道德观念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使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出发，指出“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因而，他明确表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其三，当功利主义依据功利最大化原则（利己主义）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自我牺牲）力图使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相统一，从而在给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进行道德上的遐想以启迪的同时，也使马克思立足于对资产阶级“现存制度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进行批判”，指出共产主义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的活动方式”，因而，他明确表示共产主义“既不会是‘爱的原则’或自我牺牲，也不会是利己主义”。本文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功利主义的有关评述，对功利主义与马克思对道德赖以存在的基础及发展的追溯、对资产阶级道德本质的探讨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前景的展望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借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话把功利主义看成是“启蒙的最终结果”。而“启蒙”在黑格尔看来则是“自由主体性”的觉醒。“自由主体性”在功利主义那里则体现为人们在相互交往的一切活动中求得个人利益（效用）的最大化。对此，马克思指出：“我们第一次在边沁的学说里看到：一切现存的关系都完全从属于功利关系，而这种功利关系被无条件地推崇为其他一切关系的唯一内容。”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边沁的这种做法看起来很愚蠢，却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金钱盘剥关系”的形而上学的抽象。因而，马克思把功利关系等同于利用关系，认为二者是“义同词异”的，只不过“功利关系”一词相对于“利用关系”来讲更具有“伪装”性。其“伪装”性在于：“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人剥削人）。” 马克思指出，功利理论在不同国家思想家那里以及资产阶级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着内容上的历史嬗变。在法国君主专制时期，以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为代表的法国功利论是同“正在进行斗争的而尚不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革命前的自身利益的理想化表达，“它主要是一种想把一切关系归结为剥削关系的愿望，想从人们的物质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来解释交往的愿望，还很难说是这种愿望的实现。”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们的功利论是“带有独特的无所不包的色彩”的“感伤的道德义释”的哲学体系。譬如，在他们那里，谈话与爱情都带有功利主义的味道，这“使它失去了我们还可以在英国人那里找到的实证的经济内容。”因此，对于思想家们的职责与使命来讲，功利主义“只有把经济学内容包括到这种理论去，才能向前迈进一步”。由于英国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国家，霍布斯和洛克在亲身经历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以及工厂手工业、海外贸易、殖民地、股份公司、银行业以及海上霸权发展之后，“在他们那里，特别是在洛克的学说里，剥削理论还是和经济内容有直接关系的”。因此，“这种理论作为早已心照不宣的前提出现在了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是这种功利论的真正科学”。随着资产阶级在英国日益发展，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生存条件而成为整个英国社会的生存条件，作为“同占统治地位的发达资产阶级相适应的”以葛德文、边沁与穆勒为代表的英国功利主义者把政治经济学融入到功利论之中，从而使社会的政治与法律等一切社会关系都最终归结于经济关系。马克思指出，葛德文着重从政治上来谈论功利主义，他的《论政治上的公正》一书是在英国恐怖时代写的；而边沁既从政治上也从经济上来谈论功利主义，他的主要著作是在法国革命和英国大工业发展时期写的，他把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功利论所撇开的经济内容逐渐拣起来了；而在穆勒的著作里，功利论和政治经济学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不仅如此，马克思对功利主义的历史地位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就其历史作用来讲，边沁所开创的功利主义是启蒙运动在英国的特殊表现。当卢梭激发起法国人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从而使法国开始如火如荼的社会政治革命的同时，功利主义学说则吸引英国进行着悄无声息的社会经济变革。对于功利主义的历史作用，马克思这样讲道：“在18世纪，资产阶级所理解的解放，即竞争，就是给个人开辟比较自由的发展的新活动场所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理论上宣布符合于这种资产阶级实践的意识、相互剥削的意识是一切个人之间普遍的相互关系——这也是一个大胆的公开的进步，这是一种启蒙，它揭示了披在封建剥削上面的政治、宗法、宗教和闲逸的外衣的世俗意义。”就其历史局限来讲，功利主义限于资产阶级的条件通过对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阻碍资产阶级发展的狭隘的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从而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而辩护，因而，“功利论对现存世界的批判也具有局限性”。就其历史价值取向来讲，马克思认为，当功利主义按照能否增大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幸福倾向的原则来对人们的行动进行取舍时，“功利论一开始就带有公益论的性质，但是只有在开始研究经济关系，特别是研究分工和交换的时候，它才在这方面有充实的内容。在分工的情况下，单个人的私人活动变成了公益的活动；边沁的公益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地表现在竞争中的公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边沁那里，公益就是个体在交换过程中彼此之间考虑对方的利益从而所形成的共同利益，没有个人利益也就没有所谓的共同利益。 当功利主义把对与利益休戚相关的快乐的追求与痛苦的避免视为人的本性而加以推崇时，德国青年黑格尔分子施蒂纳的道德观念受到了重大影响，他开始鼓吹“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但是，施蒂纳是“用自夸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来代替积极活动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这意味着，施蒂纳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与边沁开创的功利主义相比更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对此，马克思指出：“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但在桑乔（即施蒂纳——引者注）那里，它失去了任何积极内容；桑乔的功利论抽掉了一切现实关系，归根到底是个别市民关于他想赖以剥削世界的那种‘聪明才智’的空洞幻想。”这里，马克思以功利论的优点来反观施蒂纳“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念的缺陷，即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来抽象地谈论人及其权利。具体来讲就是，施蒂纳所讲的“自我”作为“唯一者”或“所有者”具有独自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他“自己的”，即“思考”自己和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无论“外部或内心”都是他自己的所有者，他支配着自己。因而，“自我”是相对于“非我”来讲的一种自由意志或观念，而“非我”就是异于“自我”的违背自由意志的一种“异物”，譬如统治者的特权观念就是违背自由平等原则的“异物”，而这个“异物”本身在过去很容易变成神圣的观念，即“圣物”，“非我”“异物”或“圣物”对“自我”的关系就是异化的关系，人受“圣物”的支配，而人的自我实现或解放就是通过一个蔑视“圣物”的人的出现而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消除这种异化。鉴于此，马克思指出，施蒂纳“利用他的逻辑公式把任何一个客体或者关系都说成是与我相异的东西，是我的异化；……只是把一切现实的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预先宣布为异化的，……把这些关系和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的抽象的词句，这就是说，他的任务不是从现实个人的现实异化和这种异化的经验条件中来描绘现实的个人，他的做法又是：用关于异化、异物、圣物的空洞思想来代替一切纯经验关系的发展。……在他看来，一切异物都变成了一种假象，一种观念，他摆脱这种观念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对这种观念提出抗议并声明他没有这种观念”。因此，马克思批判德国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只会用华丽的词藻在道德领域里进行喧嚣并以此来反对“非我”“异物”或“圣物”，从而像康德那样把人的解放或发展问题归结为脱离人的物质动机的“善良意志”这一道德假设。与此同时，当马克思看到功利主义把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都归结为经济基础这一优点之后，这为他从经济关系出发探讨政治、法律、哲学、道德等上层建筑赖以产生的根源提供了积极的启迪，最终为他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物质生产去把握人们的经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去说明政治、法律、哲学、道德等上层建筑的产生及其发展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主张奠定了基础。 由此，马克思意识到，人的解放或发展的问题，“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系”，而个人的生活状况则是由人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所决定的。因而，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出发，立足于人的生产方式或交往方式来考察个人的生活状况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认为个人的生活状况取决于人们的生产方式，个人是怎么样的，不在于个人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而道德也是与人们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人生观，特权、等级与忠诚是同中世纪的生产方式或交往方式相适应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则是同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生产方式或交往方式相适应的。这里，马克思肯定的是不同的生产方式或交往方式对不同时代道德观念的决定作用。然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概念，是同功利主义者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学思想家们的功利主义者基于人的私有财产从而对人的需要，以及在满足需要的生产、交往（交换）与分配等问题的探讨密切相关的。受国民经济学家、黑格尔、赫斯与费尔巴哈的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把人理解为为了满足自身肉体组织的需要而进行物质生产劳动及其交往基础上的具有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存在物。而在与此同时期的《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受詹姆斯·穆勒关于货币是交换的中介的主张影响，提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实质上是在“需要是人的本性”以及这种需要的满足使得人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这一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概念；另一方面，与边沁的功利主义简单地把趋乐避苦看作是人的自然本性并在此基础上从人们的物资交往去谈论利己主义、自我牺牲、享乐等道德观念不同的是，马克思从“需要是人的本性”以及满足需要的生产方式或交往方式出发去把握上述道德观念，明确表示共产主义者不会脱离现实的物质生活而“进行任何道德说教”。 马克思把利己主义归结为私有财产基础上的个人利益。对于私有财产与个人利益的产生，马克思是通过对人的本性与人性两者之间关系的把握基础上来加以认识的。人的本性即人的需要，而需要的满足就是生产劳动与分工的产生，在生产劳动与分工发展的基础上，私有财产才得以产生。“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既然私有财产是阶级社会中人的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本性在阶级社会中必然会转化为人的利己主义的人性，即对财产的私人占有，并且通过政治国家在政治上与法律上得以确认或尊重。“财产是和一定条件，首先是同以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程度为转移的经济条件有联系的，而这种经济条件必然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表现出来。”然而，私有财产关系在边沁那里是资产者对人的剥削或利用关系，这些资产者被施蒂纳称之为“通常的利己主义者”；而在康德与施蒂纳那里，财产关系却表现为德国小市民的自由、平等的利益关系，这些小市民被施蒂纳称之为“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即只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也不舍弃自身的利益。康德与施蒂纳都把资产者与软弱善良的市民、德国的小市民等同起来，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因此，当这种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以恐怖统治和无耻的资产阶级钻营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德国小资产者就在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面前畏缩倒退了。”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批评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是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而对于施蒂纳来讲，“他是讲求实利的小资产者的维护者，但他却奋起反对与小资产者相适合的意识，这种意识归根到底是小资产者对于他们所高攀不上的资产阶级理想化的观念”。 就自我牺牲来讲，马克思把它归结为同“个人利益”相对立的“共同利益”。“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代表的就是“个人利益”。但是，这种“个人利益”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内如果要实现的话，他就必须要考虑作为交往对象的他人的利益从而形成一种共同利益。或者说，共同利益是指在私有财产基础上，个人在交往中为了获得自身特殊利益而不得不考虑他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舍弃，或者说，把自己的利益视为他人的利益而自愿让渡，以便使交往的双方都能够实现自身利益。这些个人被施蒂纳称之为“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这种“自我牺牲”，就是功利主义所强调的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由于同情心而对他人利益的关心。而对于施蒂纳“真正的利己主义”来讲，“这种对待利己主义的利己主义态度就是自我牺牲”。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共同利益”不仅仅是指交往者之间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而进行自我牺牲从而达成利益一致或共同性，而且从根本上讲，在阶级社会中，个人总是隶属于一定阶级而存在，个人利益总是上升为一定阶级的成员的共同利益。“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的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因而，不同阶级的成员就具有作为本阶级成员的共同利益，资产阶级成员具有其所占有的资本所决定的共同利益，无产阶级成员具有其自身劳动所决定的共同利益。 关于享乐，马克思指出，享乐在阶级社会中是分级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不同等级或阶级的享乐方式与享乐内容是不同的。在宫廷贵族那里，享乐哲学反映在回忆录、诗歌与小说中，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的享乐具有无聊的性质，它是服从于金钱利润的，而无产阶级由于漫长而繁重的工作，则在质量与数量上几乎无从享乐。因此，“享乐哲学一直只是享有享乐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巧妙说法。至于他们享乐的方式和内容始终是由社会的整个制度决定的”。进一步讲，“每一个时代的个人的享乐同阶级关系以及产生这些关系的、这些个人所处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相联系。封建贵族的享乐“适用于最高等级及其生活条件，而资产阶级却把……它们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每一个人，于是资产阶级使享乐理论脱离了个人的生活条件，从而把它变成一种肤浅的虚伪的道德学说。……而资产阶级甚至使享乐采取了正式的经济形式——穷奢极侈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享乐是私有制度基础上的生产条件与交往方式在人们思想道德观念上的反映，是阶级社会中一切等级和统治阶级的孩子般的或者是粗陋的享乐，那么，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宣扬的享乐道德的虚伪性，“只有可能对现存制度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进行批判的时候，也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产生了共产主义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时候，才能被揭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对资产阶级享乐道德进行批判并宣判死刑。 因此，马克思明确表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 对于边沁所开创的功利主义，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它以“联想原理”和“最大幸福原理”为基础。“联想原理”是受牛顿“万有引力”学说的影响而提出的，指的是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个人最大幸福的同时存在着理性权衡，在考虑自己利益时也会考虑别人的利益以便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即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正因为如此，边沁不无骄傲地讲道：“功利命令无非是更广泛的、最明智（即最深思熟虑）的仁慈的命令！”当然，在边沁看来，个人利益是最真实的，离开个人利益谈论社会共同利益毫无意义。但是，不管边沁怎样理解共同利益，他所希冀的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和谐一致，则构成了功利主义道德伦理思想不可或缺的内容。对此，马克思站在共产主义道德伦理的立场上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这在《神圣家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边沁的功利主义在肯定个人利益的同时对共同利益的承认，对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论证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则提出了“把整个社会变成各个自愿的组合这一思想”。同样，施蒂纳也被边沁的功利主义的伦理精神所感染。在他那里，“‘为了物质目的和物质利益而进行的联合’就已同样被仁慈地当成自愿结合的利己主义者联盟”。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把整个社会变成各个自愿的组合”的思想在傅立叶与施蒂纳那里迥然有别。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对与资产阶级的现存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相联系的消遣作乐作了描述与驳斥，并提出彻底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而施蒂纳却热衷于“利己主义者的联盟”那样的无聊，没有批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基础上所派生的消遣作乐，并且自觉地充当了它们的俘虏，“准备把它们全部搬到他那种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相互协议’的新的制度中”。这意味着，“把整个社会变成各个自愿的组合”的思想在傅立叶那里是以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为前提的，而在施蒂纳那里是以小资产者所有制为基础的。在施蒂纳的“联盟”里，“每一个人都剥削别人，同样也受别人的剥削，因而任何人在自己的‘最自然和最明显的利益’上都没有受到‘欺骗’，任何人都不会‘靠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要求’”。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我们在这里看到，桑乔承认人人具有‘自然的和明显的利益’和‘要求’，也就是承认平等的利益和要求。……它同小资产者对人人都在追逐利益的一个盘剥盛行的世界的闲逸愿望是符合的。”由此，以施蒂纳为代表的德国小资产者却责难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者诉诸人们的自我牺牲和资本家的自我舍弃精神”。针对此责难，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现存制度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进行批判”，明确表示共产主义“既不会是‘爱的原则’或自我牺牲，也不会是利己主义”。资产阶级的生产条件是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它在造就巨大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使得工人的劳动发生异化，劳动受资本的统治，从而丧失了自主性。交往条件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它在不断扩大社会分工使得个人日益孤立，个人受偶然性的统治，个人的发展呈现出片面性。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功利主义最终解决不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互冲突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性”难题，因为它是以私有制为原则的。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要消灭市民社会与雇佣劳动，实现劳动个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通过既具有科学性（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雇佣劳动这一旧式的分工来讲）又具有社会性（相对于资本主义交往方式条件下商品交换所造成的个人的孤立性来讲）的联合劳动（对此，美国学者阿伦特称之为劳动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并认为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按自己的劳动量来取得自己的生活资料，谁也不会把自己应有的劳动强加于他人的身上，谁也不会把自己应有的幸福建立在他人不幸的头上，从而使每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由此，马克思讲，“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与交往条件造成了作为社会成员少数的资本所诉诸的个体的特殊利益与作为社会成员大多数的劳动所诉求的普遍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而废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使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再具有私人的性质而变为公共的需要，才是消除这一对立的根本所在。由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道德的憧憬是以使劳动由私人领域变为公共领域为参照的，这种联合劳动既不是利己主义的，也不是自我牺牲的，更不是个人享乐的，而是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现劳动者的共同幸福。
